一
“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2004年3月14日，一位担任政协委员的著名企业家对采访的记者如是说，话语之间洋溢着兴奋。
因为就在同一天，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在一个长期将“大公无私”树立为主流思想的国家里，私有财产一直被视为不光彩、甚至是罪恶的渊薮。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私有财产也是在制度和舆论的夹缝里产生壮大的，企业家们更是亲身体会着时代进退的艰难。
尽管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民营企业的资产安全、企业家的人身安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有时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就可能将企业家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资产剥夺殆尽。就在保护私产入宪的前一年，陕北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而当初这些民营资本是被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请来的。
因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能够写入宪法令企业家们兴奋不已。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被称为“钢铁大王”的江苏企业家戴国芳被警方带走，又让企业家们感到困惑不安。
当时同情戴国芳的公众并不多。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的价值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仍然受到“资本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学说的影响，认为企业家身份可疑、资产来源不明。在所有制结构大变动、利益关系大调整的时期，这种社会意识更加容易发酵。
因为社会转型不可能凭空而生，不可能摆脱历史惯性的影响和既得利益格局的束缚。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没有对受委托行使权力的人进行有效的监督，造成了一定的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在改制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受损，国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民怨开始积累，并且向参与国企改制的企业家身上集中。
就在这样的历史时点上，爆发了“郎顾之争”。
二
“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余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面对一群听众发表演讲，点名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4家公司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顾雏军强硬回应，由此引发了“郎顾之争”。
顾雏军曾是一个拥有专利技术的制冷工程师，后来下海经商，在海外挣得了“第一桶金”后，携带1.7亿美元的资产回到国内市场。他在广东省顺德市政府的极力邀请下收购了负债累累的科龙公司，而后又收购了其他国有企业。如果是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郎顾之争”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郎咸平的指控需要根据法律进行调查取证，由法官或审计部门独立裁决。
可是，在法律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之前，民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情绪已经被引爆。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郎顾之争”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论战。以郎咸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民企侵吞国有财富，应该叫停，一些人士还举行会议力挺郎咸平；内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必须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增强透明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公众利益真正得到维护只能是改革完成之后，而不可能是在改革之前。”
随着争论话题的纵深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论战又演化成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争论。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过程中，由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蔓延到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评论。在一些人看来，企业家是一个面目可憎的社会阶层，他们虚骄蛮横、贪得无厌、为富不仁，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
由此，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企业家阶层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