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播客的复兴不仅是媒介形态的迭代，更是人类对“声音叙事”的本能回归。从传播内容来看，播客覆盖了从新闻、故事、科技、财经、哲学到小众爱好等各个垂直领域，满足了用户高度个性化的需求。从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而言，播客是“视觉冲击”与”信息轰炸”时代对抗信息过载的“慢媒介”，其自主、多元且有深度的内容消费方式，也更加契合了现代人对“专注时间”的渴望，也是现代人对抗焦虑与寻求安慰、共鸣的重要媒介。播客的复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声音秩序与声音权威，带来了公共议题的民间表达，由此也促进了思想与观念的变革，重塑了我们的听觉文化。
【关键词】播客 耳朵经济 声音美学 青年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传播史上，早于文字与图画，声音可谓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从语言、歌唱到音乐，声音传播始终在人类的社会沟通与公共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的声音传播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电话和广播的出现是人类声音传播史上的重要突破，而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播客”（Podcast），则再一次开创了人类声音传播的新纪元。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播客可以看作是一种数字时代人类声音传播的新形态、新方式。播客综合了电话、广播和互联网传播的优势，借助于声音和社交媒体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播客以其丰富的传播内容和独特的媒介形式，成为越来越多人获取知识、交友及娱乐的新宠。从收听新闻、投资理财到休闲消遣，从专业领域到日常生活，播客以其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音频世界。在中国，早在2022年，中文播客的节目数量就已经突破了2.5万档，2024年以来，中文播客节目的数量较三年前增长了6倍，听众数量超过了2.2亿。“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等播客App拥有庞大的收听人群。可以说，播客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听觉世界”，彰显和传递了声音的魅力与无限可能。中文播客的用户画像呈现“年轻”“高知”的特点，已成为当下城市青年的重要集散地。在“播客复兴”的背景下，不仅年轻人“闻声而动”，拥抱播客，各路资本和技术企业也在“闻声而动”，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和布局。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5.4亿人，声音经济产业市场同比增长10.2%，规模达5688.2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7400亿元。毫无疑问，播客经济将会是资本市场的下一个风口。那么，为什么在“视觉为王”的时代，主打听觉的播客却得以复兴并受到追捧？新技术场景下的“耳语”与“对话”对于人类的声音传播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复兴口语传统的“耳语式”传播：播客媒介的新特征
播客（Podcast）这一概念诞生于2004年，其英文是“iPod”（便携式苹果播放器）与“Broadcasting”（广播）的合成词。起初，播客是指经由网络和自动订阅系统（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接收和发送音频文件的一种网络服务。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与传播内容的扩展流变，播客的内涵与外延得以不断丰富，越来越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多元、满足个体需求的数字化音频媒介形态，包括知识付费收听、音频直播、泛音频平台、UGC主播等都可以统称为播客。与传统声音传播不同，播客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复兴于算法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因此其声音传播具有鲜明的互联网属性和社交属性。
首先，与工业革命时代的广播“单向传播”方式不同，播客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了“频谱资源”的海量化，其传播形态也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广播”（FM的网络版），而是实现了声音传播的可录制、可分发、可匹配。在播客平台上，我们可以将收听到的声音进行网络存储，随时调用收听，我们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声音提取与文字转换技术，将这些声音转换为可见性的文字。这种技术特性是传统广播与传统收音机所不具备的。与传统广播相比，播客具有更多的参与性和“双向反馈”性，如音乐流媒体平台Spotify的“播客评论区”功能使30%的用户因他人评论而尝试新节目。基于算法原理，播客还能够实现传播内容的精准分发与个性化订制。“按需分发、按需订制”，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选择地收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网络算法推荐的辅助下，实现传播者和受众的精准匹配。
其次，播客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是一种“声音社交”的新媒介、新方式。在播客平台，不仅主播和听众之间存在着“拟社会交往”和亲密互动，受众之间也能够结成网络社群。如喜玛拉雅等中文播客就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作为社会情感的纽带，中文播客“通过基于认同的圈层传播搭建起理性对话，深度交流的数字化公共空间。”依托社交媒体的嵌入，播客建构了一种“社群化”的声音生态。通过垂直细分内容、听众互动，建立听众群以及线下粉丝集会等方式，播客形成了基于兴趣的“声音部落”，重构了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形态。
最后，播客复现了“耳语式传播”，创造了一种新的声音美学。播客复兴了人类最原始的口语叙事传统，其深度对话的流行，呼应了传播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Ong）提出的“次生口语文化”——技术时代的口语复兴。以故事讲述类播客为例，播客叙事的声音具有“沉浸式传播”的特点，通过多轨混音、环境音效、叙事节奏控制。播客的“私人订制听觉”创造了“耳朵里的剧场”。从受众的角度看，播客的收听也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伴随性，听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主动选择主播和节目，构建想象空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西奥分校的媒体研究教授马丁·斯皮内利（Martin Spinelli）和资深的播客制作人兰斯·丹（Lance Dann）在《播客：音频媒体革命》（Podcasting: The Audio Media Revolution）一书中曾详细描述了播客的制作、传播、收听与参与模式，他们概括了播客不同于传统广播的11项特征，如耳机收听、移动媒体、播放控制、受众参与、利基市场、社交媒体、创作自由、免费增值模式、无固定文本、无时间和调度限制等，呈现了播客媒介的总体特征。可以说，播客的复兴不仅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更是人类声音传播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它重构了声音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标志着从“大众广播时代”向“个性化音频时代”的巨大跨越。
声音的共鸣与共享：播客复兴的技术与社会成因
播客在互联网和智能移动接收端上实现了声音的共鸣与共享，其复兴既有媒介技术层面的原因，也有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播客平台的商业化运营则是播客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从技术层面而言，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点对点”的声音传播成为可能。一部手机、一台车载收听设备，加上一幅耳机，听众就能够接入播客，实现随时随地收听。而从制作播客节目的主播而言，媒介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降低了播客的准入门槛，低价甚至免费的录音软件（如Audacity）以及AI辅助工具（如语音转文字、自动剪辑、自动转录、语音合成）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开设播客门槛，个人创作者因此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播客的内容和风格形态。流媒体平台将社交媒体和算法机制引入播客媒介，则使得播客成为一种“圈层化”传播的平台，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不论国外的Apple Podcasts、Spotify、Google Podcasts，还是国内的小宇宙、荔枝、蜻蜓等播客平台，他们都通过算法推荐、个性化订阅和与社交跨平台整合，来实现主播与听众、听众与好友之间的声音共鸣与共享。
从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而言，播客则是“视觉冲击”与“信息轰炸”时代对抗信息过载的“慢媒介”，有效地契合了用户需求和受众心理。播客的私人化收听实现了受众“碎片化时间”的有效填充和利用。在通勤、健身和家务等生活场景中，播客提供了比短视频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自主、多元且有深度的内容消费方式，也更加契合了现代人对“专注时间”的渴望。从传播内容来看，播客覆盖了从新闻、故事、科技、财经、哲学到小众爱好（如昆虫学、博物学）等各个垂直领域，满足了用户高度个性化的需求。
播客也是现代人对抗焦虑与寻求安慰与共鸣的重要媒介。比之于视觉媒介，耳边的声音更具有抚慰功能。2020年上线的“小宇宙”之所以能够迅速爆火，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在疫情期间，给封闭在家的、孤独的年轻人，提供了声音温暖和心灵慰藉。社会压力和普遍性的孤独感需要排遣和倾诉，播客通过情感类、心理类的陪伴和“唠嗑”，给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与实用建议，极具“情绪价值”，也因此成为中文播客平台上广受欢迎的节目。
商业潜力的开发与商业化模式的完善进一步提升了播客的影响力，推动了播客的复兴和普及。为了给受众提供更好的收听体验和更丰富的节目内容，各大播客平台竞相开发有声资源，并进行引流和变现。以国内知名的播客平台蜻蜓FM为例，除了整合3000多家广播电台，他们还开发了各种有声书资源，将“学术书籍”“有声读物”“鬼吹灯系列”“郭德纲相声”，以及各种新闻、音乐、段子等全部搜罗汇集，分门别类，供受众选择收听。为了吸引人气，“蜻蜓”还大力开发“头部主播”，邀请各个领域的名人开播，其目前已汇集了超过12000位名人大咖、知名主播。作家、学者、明星的加盟，使播客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播客平台的商业化运作，有效地满足了受众的需要。为了创造新的链接，各播客平台也不遗余力，如与汽车企业进行合作，与微信等社交媒体打通等，这使得播客和各种智能移动设备实现了有机整合。播客节目切片能够转发至朋友圈，形成“声音-图文-社群”的传播链，极大地促进了播客的勃兴。
声音的解放：播客复兴的社会影响
从人类声音传播的历史来看，声音传播是稍纵即逝的，由于受到物理因素的限制也无法远距离传播。留声机和录音机的出现使声音传播能够克服时间的流逝得以保留，广播的出现则使得声音传播可以克服物理距离而变得无远弗届。但留声机也好，广播也好，却无法复现声音的交流性这一人类声音传播的本质属性。在声音传播的多元性和平等性上，传统广播也差强人意。互联网时代播客的出现，不仅复现了声音的交流性，也使得这种交流更加多元和开放。“一个世界，多种声音”，随着数字时代播客的复兴，人类的声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人类声音传播的潜力也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
播客的复兴带来了更加多元的声音，也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呈现自我。如小宇宙上的播客“UP新青年”，其所标榜的就是“话题有深度，思想有温度！从青春出发，以年轻态影响年轻人！身为后浪我们有话想说”。与传统广播的“高门槛、严监管”相比，播客的声音传播相对更加自由、更加多元，也更加自我。一定程度上，播客实现了“声音的民主化”。播客平台最为突出的特征即其UGC的声音生产机制，人人可以开电台，人人可以当主播。数据显示，目前中文播客数量超4万档，其中个人创作者占65%。“小宇宙”之所以成为播客中的黑马，和其“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的定位是分不开的。
播客成为少数群体发声、交流的重要媒介平台，带来更加多元的声音。例如被评为2020年度美国最佳播客的《Code Switch》就是一档直面种族议题的播客节目，为少数族裔提供了讨论平台。我国由傅适野、张之琪、冷建国三位女性媒体人创办的泛文化类播客《随机波动》探讨性别暴力、职场歧视等议题引发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公共讨论。当个人用户取代机构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一定程度上瓦解传统电台的“专业主义霸权”。在主流话语中被忽视，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得以发声，其声音可以通过播客平台被更多人听见。播客对声音的解放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声音的形态上。在播客平台上，各种形态的声音都可以得到传播和响应。与传统广播时代标准化的播音腔相比，播客的声音更加个人化，也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很多草根播客呈现的是更加“真实”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来自于录音棚，而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可能存在着背景噪音（如汽车喇叭声），也可能带着呼吸声、咳嗽或即兴的停顿。尽管他们的发音可能并不标准，但却更易让听众产生情感共鸣。声音的“不完美”反而成了播客的魅力来源，瓦解了传统的声音等级制度。如美国播客节目《The Moth》，其讲述的声音来自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每个故事都是未经修饰的个人叙述。《The Moth》的全球爆红，充分证明了“未经训练的声音”同样具有感染力，也重塑了“谁有资格发声”的认知。正是播客，将声音的“人性化”特质重新激活，显示了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播客也使方言和方言类节目得以兴盛，乡音播客通过“听觉”唤起和保存独特的“文化记忆”。不同语言、不同地区的创作者，也可以在播客中制作本土化的内容，打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部落”文化。如《人间布洛芬》用四川话讲述市井故事，《围炉白话》以粤语讨论岭南文化，有效地中和和消解了普通话主导下的“声音同质化”。
可以说，播客的出现带来了一种重要的解放力量。播客的复兴不仅解放了我们的双眼、双手和耳朵，也解放了那些被边缘化的、被忽视了的声音，使沉默者变得不再沉默。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播客是传统广播的颠覆者，它对传统媒体“反叛”表象的背后所隐喻的是对信息传播方式及以之为媒所衍生的信息传播权力的变革。著名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曾将缺乏受众参与的传统广播视为“冷媒介”，但播客的出现却改变了广播的“冷媒介”的性质，使其成为一个需要调动受众和多种感官参与的“热媒介”。这样一种“热媒介”也是一种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媒介。这种多元开放的声音有利于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有利于社会沟通，带来更多的社会理解和社会宽容。播客的多元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的知识鸿沟，打破知识与思想的壁垒，促进知识的流动。
播客与声音传播的未来
播客的复兴不仅是媒介形态的迭代，更是人类对“声音叙事”的本能回归。它以“低干扰、高沉浸”的特点重塑了信息传播的逻辑，在碎片化时代重新构建了深度连接的可能。播客通过新媒介技术，整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呼应了智能媒体时代的社会需求，激发了声音传播的潜力，极有可能从“边缘媒体”跃升为下一代“主流文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作为“耳朵经济”的产物和引领者，播客的复兴代表了声音媒介的重新崛起。从社会层面来看，播客的勃兴，既是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对抗“孤独经济”的产物，也是技术平权下的产物。从“机构垄断”到“草根言说”，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声音档案”，播客的复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声音秩序与声音权威，带来了公共议题的民间表达，由此也促进了思想与观念的变革，重塑了我们的听觉文化。
播客的复兴，也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式，促进了知识的流通、共享与情感共鸣。相比于文字阅读，只需要“听”的播客学习大大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各类免费知识播客与付费播客的存在与使用，将使文化资源更加普惠化，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当然，在乐观之余我们也应当看到，播客在解构传统听觉秩序的同时，也在算法与资本的裹挟下形成了新的“文化折叠”。这些问题表现在播客平台的集中化、内容生产的“同质化”，以及虚假信息、版权纠纷、隐私风险以及信息茧房等诸多方面。未来随着AIGC语音克隆（如“AI鲁迅”播客）和VR全景声技术的普及，播客平台上的声音文化可能走向“超现实听觉”与“返祖式口语”的双重极端，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和着力防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场“耳朵里的革命”已然改写了我们的聆听方式，也拉开了人类声音传播的新纪元。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突发事件中农村应急广播的角色、功能与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xWB001)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①史安斌、薛瑾：《播客的兴盛与传媒业的音频转向》，《青年记者》，2018年第16期。
②李雪娇、胡泳：《听觉复兴：从“媒介四定律”看中文播客的解构与重构》，《中国编辑》，2022年第12期。
③Martin Spinelli&Lance Dann.Podcasting: The Audio Media Revoluti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④王长潇、刘瑞一：《从播客到移动音频媒体：赋权的回归与场景的凸显》，《新闻大学》，2019年第6期。
责编/李一丹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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