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专栏《创新是一连串事件》一文中曾提出，国家应重点资助基础研究、撒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而且对基础研究的成果要予以重奖。有读者问，国家为何不为基础研究成果授予“专利”，让科学家也通过市场取得收益回报？是好问题，值得为文解释。
对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给出的理由是：基础研究是发现规律，而规律客观存在，不属于发明或创新，而且成果（定律或定理）的使用不排他，属于公共品。作这样的解释当然没错，可转念再想，有些技术发明成果的使用也不排他，而国家却为其授予了“专利”，此为何故？
举个例子，某制药企业研发出一种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若将“配方”公开，让其他药厂免费使用，这样便可增加药品供给，价格下降，病人会因此受益。可国家为何要对“药方”授予专利并加以保护呢？学界流行的解释是：若国家不提供专利保护，让别的企业坐享其成，今后将不会有企业再研发新药了。
是的，国家保护专利是为了激励创新。而从经济学角度看，保护专利的实质，是保护技术垄断。对技术垄断是否应该保护，经济学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主张保护的学者，主要以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边沁说，没有专利保护不会有发明，而且其保护成本为零；密尔也持相同的看法，并指出保护专利的成本即便不为零，但也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派则以陶西格、庇古等学者为代表。在陶西格看来，技术发明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无论有无保护，他们都会发明；庇古认为，保护发明专利并不会明显增强人们发明的意愿。不过与陶西格不同的是，他认为保护专利可减少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离，能让技术成果应用到具有较高价值的用途上去。
两派观点相互对立，分歧集中在两点：一是保护专利是否能激励发明；二是专利保护的成本是否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关于第一点，陶西格讲的并非全错。的确，有些技术发明是出于人们天性（兴趣）。如中国古代发明了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当时并没有专利保护，我国最早建立专利制度是在1912年。这样看，没有专利保护也可以有发明。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发明不需要保护。想问读者：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何肇始于英国？我想到的原因，是继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发明人法规》后，英国于162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专利法。正由于有完备的专利保护制度，英国才率先推动了第一次新技术革命。20世纪以来，美国先后主导了第二次、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美国有严格的专利保护。
再看专利保护成本。边沁说，技术专利保护的成本为零。此观点肯定不对。我们知道，成本是选择的代价。对一个国家来讲，无论专利是否保护皆有成本。若保护专利，代价是放弃让其他企业免费使用的收益；若不保护专利，代价是抑制技术创新。读者想想，今天为何所有国家皆对专利保护设定有效期（如20年）？答案是国家保护专利有成本。
再往深处想，发明人申请专利，同样也有成本。有个奇怪的现象，时下有些民营企业主手里持有祖传秘方，可他们却不肯申请专利。这是为什么？因为申请专利可能让他得不偿失。专利有一定的保护期，超过了期限便不受保护。这样对秘方持有者来说，申请专利的成本，是放弃自己独享祖传秘方的持久收益。
由此看，技术发明成果是否需要“专利保护”，最终取决于各自的成本。前面庇古说，保护专利可减少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离，能让技术成果应用到有较高价值的用途上去。此判断原则上没错，但我认为并不是重点，保护专利的重点，是将某项新技术的社会收益内化为发明人的私人收益，激励发明创新。
回头再说基础研究。毫无疑问，基础研究成果的私人收益会小于社会收益。可国家为何不为其提供专利保护呢？思来想去，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困难。首先，基础理论的应用面非常广，若提供专利保护，其成本要比保护某项技术成果高很多；其次，基础理论成果没有商品载体，不能分割，难以在市场销售。
上面这两大困难，归根到底，则是源于基础理论成果属公共品。现在要研究的是，公共品是否真的无法收费？以往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无法收费，是因为消费不排他，难以确定受益人。现在看来，此观点不一定对。有一个可证伪的例子：电视台播放新年文艺晚会，观众收看不排他，是公共品，而电视台却可通过插播广告向企业收取广告费。
可见，公共品虽不能直接收费，但却可委托“广告”间接收费。事实上，基础理论成果也可委托收费。问题是怎样委托？目前国内的做法，是委托国家的科研院所，由政府出钱资助。而在欧美国家，则主要是委托私立大学。大学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基础研究越强，学校名气越大，可获得的社会捐助就越多，这样也就有财力为研究人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
写到这里，我们可得三点结论。第一，专利保护可激励创新，但也有成本，国家不为基础理论成果提供专利保护，原因是保护成本过高。第二，基础研究容易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要鼓励基础研究，需将社会收益内化为研究人员的收益。第三，内化社会收益应双管齐下，既可委托国家的科研院所，也可委托民办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