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脱贫攻坚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硬仗，没有全面脱贫就没有全面小康
主持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今年重点经济工作中，被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请您谈谈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关系。
齐卫平：众所周知，经济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条件，长期以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诉求。改革开放历史抉择把中国人民引上了富裕之路，老百姓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14亿多人口以及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情下，完全解决贫困问题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一些偏僻农村、边缘地区扶贫帮困难度很大。决战脱贫攻坚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硬仗，没有全面脱贫就没有全面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目标任务：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为决胜全面小康部署的攻坚战役，党中央不断采取精准扶贫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就不仅使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而且也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扶贫经历了哪些阶段
主持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雷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救济式扶贫（1949—1979年）。救济式扶贫被形象地描述为输血式扶贫，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财政为支撑，以财政补贴、实物救济为主要手段的政策体系。赈济灾荒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延续。1949年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水灾，据统计，在5年抗灾时间内，受灾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救济经费将近10亿元；直至改革开放，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拨款高达22亿元。除此之外，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以无偿发放或低息、无息贷款的形式向农村贫困户发放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料。1963—1970年，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向生活、生产困难的贫下中农户发放专项贷款5000万元。
第二阶段是以工代赈式扶贫（1979—1985年）。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往往被研究者形容为“体制性改革扶贫阶段”，即通过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扶贫成效。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村的生产带来了新鲜气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农民通过出售富余农产品和劳动能力换取额外的收入。但就狭义的直接扶贫而言，80年代的扶贫工作显现出由无偿救济为主到帮助生产为主、无偿救济为辅的转型特征。提供信贷资金、实施以工代赈、扩大就业机会等成为了扶助贫困农户的重要手段。
第三阶段是以县为中心区域式扶贫（1986—1993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开展不仅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迅猛增长，也造成了地区、个体间在收入、能力、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扶助一些发展缓慢的地区和部分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成为当务之急。1986年6月，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今后贫困地区的开发工作和政策制定有了统筹和协调的领头单位，也标志着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的专项扶贫的开始。同年，扶贫工作被列入“七五”计划。从计划、组织、规模而论，1986年开始了我国开发式扶贫工作的全新阶段。就在这一年，“贫困县”的概念开始出现。
第四阶段是八七扶贫攻坚（1993—2000年）。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1994年4月15日政府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攻坚”的名称直接显现了中国反贫困的坚定决心和宏伟雄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同年，中央决定将县设为脱贫工作的基本单位，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不仅设立了1992年人均纯收入400元的入选标准，而且设立了700元的强制退出标准。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资料，1997—2001年间，国定贫困县累计扶持农户3073万户，扶持人口12469万人次。以年均脱贫人口而论，1997—1999年达到了扶贫攻坚的一次高潮。
第五阶段是整村推进式扶贫（2001—2010年）。整村推进是甘肃省率先提出的新形势下的扶贫方式，是以区域贫困为核心问题的扶贫新思路的探索。其主要特征为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整合领导力量、工作力量、扶贫资金等单位内扶贫资源，进行扶贫综合开发。主要工作内容不仅包括传统扶贫工作的改善基础建设、稳定解决温饱问题，还创造性地纳入了能力建设、民主建设、管理水平等社会性因素。
第六阶段是集中连片特困区式扶贫（2011—2013年）。2011年4月审议通过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纲要》）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我国扶贫开发整体上已经从解决温饱进入“两不愁三保障”的新阶段。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缩小发展差距、调节收入不平等、提高发展能力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过去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片区到县，由县再到村的扶贫单位变迁，《纲要》的提出再一次将片区作为扶贫的主战场，也是针对区域发展差异格局的政策性调整。集中连片贫困区多数是老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其共同特征。以片区为组织的扶贫攻坚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跨省合作协同发展。
第七阶段是精准扶贫（2013—2017年）。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扶贫攻坚战的全面打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视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成为主旋律。此后，精准扶贫的概念不断深化、细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精准扶贫在内容上主要涉及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大方面。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相互割裂、平行的，它们彼此勾连，勾画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其中，精准识别是基本前提，精准帮扶是政策核心及主要举措，精准管理是重要保障，精准考核是提升成效的重要手段。
第八阶段是深度扶贫（2017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讲话围绕着深度贫困的中心议题展开。他点明，深度贫困是现阶段扶贫攻坚的重难点。他总结了深度贫困地区的普遍特征，分析了深度贫困的多维成因。在谈及社会发育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等深度贫困成因之余，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对因病致贫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即关注系统问题之外的个人问题。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要集中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确保脱贫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