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权力结构思想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就科学阐述了权力结构及其权力分工问题，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16]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不断改革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中共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对权力结构认知、实践、总结、改革、转型、完善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努力把握权力结构演变规律，不断深化党、国家、军队权力结构改革，不断优化权力结构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的“耐克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思想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腐败的本质、权力的来源、腐败治理的核心等方面，对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作了一系列深刻阐述，回答了权力结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基本思想。主要内容有：一是坚持党对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7]权力结构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定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件，必须坚持党对其改革和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二是腐败与权力结构不科学有关。科学的权力结构，既是防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治本之策，也是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质量目标。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18]，科学回答了腐败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问题。因而，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19]。三是坚持“权为民所赋”。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就科学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20]。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实的民主权利，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四是权力结构建设的基础是权力分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21]因而，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22]，这科学回答了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的基础问题。五是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23]。“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即“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24]，确保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构建“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25]，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科学回答了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的关键问题。六是科学的权力结构是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26]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强调，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27]，这科学回答了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的范式问题。七是增强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必须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28]；同时，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求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建立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严查“内鬼”，防止“灯下黑”，用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这科学回答了监督权的改革和建设方向问题。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因而，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了人民群众构建权力结构，依靠人民群众改革权力结构，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活动之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目标，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科学回答了权力结构改革和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九是国家治理要以苏联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把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最全面、最具实质性的权力结构改革和重构，不断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
其一，对国防和军队权力结构进行革命性重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力量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军队权力结构建设特点和规律，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优化规模结构，促进内涵式发展，向结构功能要制胜力，向现代管理要高效益，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彻底打破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职能合一、建用一体的旧体制，对国防和军队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进行革命性重塑，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军委机关实行多部门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使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让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职能界面，明确权力边界，科学配置权力，把纪检、政法、审计部门独立出来，重点解决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组建新的军委纪委，由军委直接领导，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运行体系，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29]
其二，深化以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监督权配置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深化党和国家监督权的配置改革，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内监督和反腐败的“两个责任”，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委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纪委负监督责任。建立“两个为主”的纪律检查领导体制，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推进纪律检查体制双重领导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维护中央纪委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激发监督活力。实现“三个全覆盖”，即全面落实纪委向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派驻监督从国家机关到中央机关的延伸，根据《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中央纪委设置了47家派驻监督机构，其中综合派驻27家，单独派驻20家，实现了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监督全覆盖[30]。深化改革党内巡视制度，创新中央、省级巡视体制机制，探索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制度，建立市县巡察制度，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监督全覆盖。全面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北京、山西、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范围内，整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的反贪污、反渎职、职务犯罪预防等反腐败资源力量，着力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腐力量分散、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至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三省（市）已全部完成省、市、县三级转隶挂牌任务，党的十九大以后，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全国推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首届国家监察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监察法》，这标志着党统一领导、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基本形成，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效的纪律保证。
其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机制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部署和开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深化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行政执法体制、跨军地改革、群团组织改革和地方机构改革；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着眼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直面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阻碍、短板性问题，把握权力结构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演变规律，与统揽“四个伟大”、推进“四个全面”、坚定“四个自信”相适应，深刻回答了权力结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权力结构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不断做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32]的科学权力结构，“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3]，不断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风反腐新理念新实践研究”[17BDJ034]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浙江省A类一流学科项目建设阶段性成果）
董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制度反腐、权力结构、监督制度。主要著作有《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论》《权力结构关系国家治理成败:苏共权力结构模式研究》《增强获得感：新时期反腐倡廉新理念》（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