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亦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创造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初步哲学表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此以后,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所谓“走俄国人的路”,是从总体方向上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是就中国道路的性质而言的,是指中国必须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并不是说在一切方面都照搬俄国人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都体现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重对中国道路性质的哲学探索的鲜明特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和“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首先致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像俄国那样积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他说,假若不应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武器。他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而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律的唯物主义”。瞿秋白也很重视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他还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李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深信,唯物史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方针。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为此,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上述表明,五四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对中国道路的性质作了哲学审视和探索,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