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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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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传播形态与社会文明形态(6)

未来的人类社会,一切大组织、巨型组织也许都将遭遇因为传播而产生的“维稳”难题。逻辑上说,只有利益、强力、信仰可以化解危机,但不是每一个组织都拥有这几种利器,当手中一无所有时,这样的大组织的瓦解也在情理之中了。社会上遍布因短暂兴趣和利益而形成的小组织、微组织、创业组织。这些组织要么独立运行(而很多因为先天不足旋生旋灭),要么依附于某些大组织、大平台存活,或在大组织、大平台之间游走。

几种特殊的传播情形

人与动物、成人与未成年人、人与机器人的传播构成一个诡异的传播序列。在我们看来,动物是有意识的,但先天决定其意识水平在人之下。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本质没有差异,但是在长成以前,其意识能力不会和成人等同。机器人是由人创造的意识体,但在相当多的方面,其意识水平可能反超人类。人与这些对象之间的传播关系,带有驯化、教育或利用的原始动机。要实现这些目的,必然面临一系列传播难题。

人在处理和动物(兽)的关系时不可能完全站到动物(兽)的立场上去,比如纵容非洲的雄狮捕杀游客,突破保护区的野兽深入部落和城市,甚至于攻占纽约或巴黎市中心。而只可能是把动物的作用限制在为人所用、对人有利的范围之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对用暴力手段来驯化动物,这是体现人类普遍怜悯的慈悲之心的一方面,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驾驭动物、利用动物的需要。那么,用先进的传播科技驯化动物、调教动物,让他们做出合乎人类意志的行为,已经算是相当的“兽道主义”了。整个地球的命运似乎已被人类控制。动物们除了给人类提供肉、蛋、奶,或在保护区、马戏团供人研究、娱乐外,似乎还没有太多的功能。人类在面临生态环境恶化、贫穷、战争等问题时,是否可以更多发挥动物的作用,寻求人类问题的生物方案,实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而构建一种有效的“人—动物(兽)”传播机制,免除人对动物的暴力驱使、无效指令,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环节。例如对农作物的病虫害处理。如果能够通过破译病虫害和其天敌的符号系统,人工仿制特定指令,调控病虫害的行动或其天敌的行动,人类未来就可以避免继续使用带有各种负面影响的化学制品来消除病虫害,从而使人类的饮食更为健康。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始终是件艰苦的事情。人类社会要正常运转,始终要有新生力量来接替衰老的成员,来承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任务。每个家庭也需要通过培养有出息的后代,来保证生命的正常延续,使良性的家庭状况得以维持。大多数中下社会阶层的家庭,还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门庭,提升家庭地位等。但未成年人的意识,从最初极简单的饿则啼哭的生理反应,到类似动物的懵懂,再到清晰的自我意识,到形成完整的感觉、知觉和分析能力,能够严谨地辨识和运用概念,得出各种判断,按照逻辑规则推理,到掌握文字艺术的创作能力,最后培养出爱心、责任心、感恩心、诚信心、进取心和牺牲精神,能够延续文明,担当大任,实在是非常艰苦的事情。要培养起未成年人主动学习、靠近主流社会所期待的人生状态,需要反复的劝服与引导,需要非常的传播技巧和耐心。在每一个节点上,教育者都可能遇到被教育者的抵触、反抗。人性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的,而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的本性的矫正与提升。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首先是艰苦的精神付出。寓教于乐,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局部效果,并不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感受到的教育产生的短期直接成果。受教育者趋劳避逸、趋苦避乐的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教育面临的持久问题。特别是人进入衣食无忧、甚至物质繁盛的时代之后,受教育者感受不到“教育改变命运”的必要性,其受教育的根本动力何在?如果说是为了快乐,接受艰苦的数学训练、语法训练的乐趣,应该都比不上没有时间限制的野外嬉戏或打电子游戏来得强烈。让一个人接受“爱别人”的观念,永远不如接受别人爱自己、纵容自己那么容易。让一个人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永远不如一个人为所欲为、做“想做”的事容易。

但是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只接受别人的爱而不爱别人,只讲“自由”而不负责任,社会迟早是要崩溃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在这样的社会受害,未成年人本性就是“未成年人”,对这些“大道理”是不认同的,而会把反抗、自由视为权利,加以坚决的维护。随着未成年人享受社会资源的增多,与社会间距的增大,青少年的逆反期加长(有的甚至读完博士都还处于情绪化的逆反期),其完整的、理性的与建设性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更难形成。有的青年人在其生理上的黄金期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化”都还没有完成。这样的情况如果变成普遍现象,对社会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问题。怎么样通过一套有效的传播流程设计,使未成年人能够有持续坚定的学习动力、真实强大的学习兴趣、快速有效的学习方法,培养能够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善于创造(包括创造更多娱乐方式)的人格能力、意志品质是未来人类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也许在最理想的科技条件下,未来世界知识(特别是变动频率很高的短命知识、资讯)的获得,并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利用电子芯片,把“知识”简单拷贝到人脑中就可以了。甚至对今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解决的“无兴趣”“浅兴趣”“短兴趣”“不知道啥兴趣”这些问题,都能通过自我传播系统及其关联的基因检测技术,最大程度地使被传播者找到自己原来无法找到的兴趣点,或者通过系列刺激,强化某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伪兴趣”“微兴趣”“弱兴趣”,而促使其变为真正能爆发出可以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之力的“真兴趣”“大兴趣”“强兴趣”。但也许强健的人格力量始终无法靠拷贝或“快乐教育”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吃苦教育”“挫折教育”来实现。利用传播技术,让未成年人在“有苦无难”的各种传播场景中,“将心比心,换位体验”,反复进行“拟定目标——困难——方案——挫折——新方案……实现目标——新目标”的刺激训练,最大程度地靠近教育的目标。

人与机器人的传播关系,未来将会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机器人会拥有远比“人”更为强大的信息生产、信息储存能力、运算能力,这已经成为共识。机器人在被传统视为比规范化、程序化的理性生活更复杂、更微妙,更需要主体意识的感性、灵性生活中,是否不如原生态的人类,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一般的人文主义者会非常骄傲地宣称,文学艺术这些高创意属性的领地是人类的优势与尊严所在。但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机器人的文艺“创作”已经可以和人相比肩,机器人的文创能力超过人类应当是无法阻挡的趋势。甚至机器人还能演变成每个人理想中的梦中情人。真人与真人之间那种充满瑕疵,主要依靠人类美好想象建立起来的,经不起时间检验和损耗的情侣关系,有可能被人与机器人的性、爱关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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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易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