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应从源头上解决各类扭曲和不平衡。过去很多年，我们走的是一条赶超的道路。赶超型发展往往是一种不平衡发展。这样的战略，难免会造成有些部门或产业发展得快些，另一些部门或产业发展得慢些；一些地区发展得快些，另一些地区发展得慢些；一些问题得到重视，另一些问题却有所忽视。因此，我们会看到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国防与经济建设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等，均存在着不平衡、不匹配与不协调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应，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这实际上是从赶超战略角度来认识当前的种种扭曲和不平衡。而促进协调发展，就应从源头上解决赶超发展中的各类扭曲和不平衡问题。
协调不是对于一些结构性参数的人为调整（比如服务业占比、教育经费占比、城镇化率等），而是需要依靠市场和价格信号以及激励机制来逐步实现的。有些协调是市场能够完成的，比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只要破除制度性障碍）；但有些是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比如收入分配；还有硬实力与软实力、经济与社会、国防与经济建设等，这些结构关系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协调，因此，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这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总体上，不协调的根源，不是干预少了，而是干预多了。要从源头上解决不协调的问题，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协调机能，不以赶超为借口制造新的扭曲和不平衡，政府应做到不越位、不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