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正读懂马克思，需要走出“赞成与反对”的困境
海尔布隆纳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想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中走出第三条道路，“我至少要向读者们提出这一建议：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第三种态度，就是尽可能地理解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同时保留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性的批判。这是在坚持所谓“纯客观”立场下可能达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包容和理解，就此而言，他的这一态度是值得包容的。但是，毋庸讳言，海尔布隆纳的对马克思主义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思想困境，说到底是不成功的。显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个根本性或非根本性的界限。如果是非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你反对或赞成，它都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是根本性问题，一旦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海尔布隆纳思想上的犹豫、困惑以致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道义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但缺乏辩证综合思维能力西方学者都将两者加以割裂，最好的也只承认其道义性，而否定其科学性。不彻底纠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马克思主义就永远得不到科学性的认同。海尔布隆纳也力图摆脱实证主义科学观，但始终没有解决“本质”规律的科学判断问题，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的判断上，还是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如在马克思时代一样，剩余价值的存在，现在仍是一个不可证明的命题。它是一个启发性而非操作性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在于，在生产和合理化剩余的过程中，它确认了阶级斗争和商品拜物教这两大基本要素。剩余由一个阶级生产出来，但被另一个阶级占有了。”（〔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1页。）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怎么“赞成”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价值预设，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了。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惯性”和理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间的冲突，导致海尔布隆纳游走在两难的思想困境中。一方面，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地方，就在于革命辩证法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变革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剔除了所谓哲学想象的纯实证分析，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矛盾，就是所谓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大预言”模式的对立这一错误判断。实际上，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对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而是他自己的学术立场本身的混乱。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和“反对”常常是前后矛盾的：时而指责马克思缺乏纯经济的分析，把不合理的哲学推论引进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指责马克思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例如，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思想认同，他正确地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5页。）但是，他所承认的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底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在经济合理化过程中私有制活力被逐渐削弱并因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海尔布隆纳的回答又往往是含混的。
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确如海尔布隆纳认为的那样，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但这第三种态度并不是他所取那种笼统的“赞成与反对”，而是如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僵化教条，走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统一之路。这条路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路，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中。海尔布隆纳的失误可能就出在他对于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有偏见，从而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思考停止在了理论层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提出的质疑来自他理解上的片面性。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前提是假定理论能正确地预见历史规律，这样掌握了理论的人就能具有左右实践的权力。二是理论作为行动的“辩解手段”，其前提是理论承认它无法推断出正确的战略，这样行动就靠自身去证明其是否合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第一种“统一”。虽然可以肯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以一些指导思想的名义强加他们的意志，或者通过改写他们的原则来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哲学上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才能将这一问题升华为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这种理解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历史证明，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创新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成功之道，而任何主观主义的统一都是此路不通。
海尔布隆纳的误判主要依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东）所经历的失误。尽管他也从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尽量给予理解甚至是辩解，但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非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因而它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然是扭曲的，它们认同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必然是扭曲的。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起源于西欧的文化传统，“按其传统属于贵族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只是随着俄国共产主义转变为专制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曲解了，脱离了它的西欧起源。而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则是一种“凡勃伦的技术官僚社会的形象，那里的生产是由工程师管理的，再没有‘价格体系’的累赘；整个社会被想象为（用列宁的话说）一个机关和一个工厂，在由武装工人保卫的行政国家指挥下进行工作”（〔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第106页。）。这一构想的现实依据则是“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经济，特别是由国家管理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体系中得到深刻的印象”（〔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侵犯个人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会成为其公开的口号。但是，人们不禁会问，把人的自由视为“西欧贵族的传统”，这是真实的马克思思想吗？
这样，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即便为它辩护也是苍白的。他根本无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以下几个重大界限。
（1）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既然如此，当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革命危机到来时，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人民和民族解放的需要，适时发动革命，由此开创历史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用范围呢？难道墨守成规、甘愿本国长期充当发达资本主义的附庸，延续人民的苦难，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些用马克思学说的某些观点来去束缚后人手脚的做法，肯定是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格格不入的。把列宁发展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践说成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叛离者，很难说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2）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既然海尔布隆纳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改善”，那么就不能够仅凭其民主法治方面的一些问题或曲折而根本否定这一制度，更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认为该制度已经没有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可能。
（3）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也就变了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制度了。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的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不能超越这种偏见，就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
正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海尔布隆纳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他曾极力规避的陷阱，即割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知识性，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把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谈论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蜕变”，即由革命的批判武器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制度的辩护理论时，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海尔布隆纳也不能“免俗”，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多强，“答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应是意识形态还是批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有用性将随着它的目标的到达而耗尽。它也许可能被确定为新制度的官方信条，用辩证的词汇宣布人类已经从资本主义时代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枷锁，即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完成人的历史任务的枷锁”（〔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成为人类发展新枷锁的可能性不仅是由于现实中某些人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潜藏着这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目的方面跟一般教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完全可能，它的哲学将像各种一般教会的哲学一样，仅仅以意识形态和神学告终。”（〔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119页。）相反，他认为，如果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以别的哲学所缺少的矛盾性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9页。）。不难看出，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就是要切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意识、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思想。在海尔布隆纳看来，他这是在拯救马克思，而我们则在感叹其实他不懂马克思的心的同时，也极其惋惜这位主观上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终还是失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