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论断指出了国家权力的原理。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由若干同心圆构成，从核心到外围依次是政治制度圆、经济制度圆、社会制度圆和历史文化圆，其中最核心的政治制度要素固然要适应作为环境性要素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但是最核心的力量怎么可能总是被决定而不起主导作用呢？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历经奴隶制的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那些动辄折腾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会迅速搞垮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处理上游—中游—下游权力关系的能力：社会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度，可以称之为体制吸纳力；协调多维度权力关系所需要的制度整合力以及最后的政策执行能力。包含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比较优势通过以下几个指标体现出来。
体制吸纳力。“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是西方理论家基于自身的政治制度建构出来的一套话语，在我们国内也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政府的天职是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是不道德的，何来合法性？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成长于社会深处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的选举政治所能比拟的。因此，多家世界权威数据显示，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度、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等几个关键性指标上，中国都排在世界前列。《经济学人》杂志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20个国家开展关于“自己的国家是否在正确轨道上”的调查，中国得分名列第一。所以，只能以中国传统的民心、民意来看待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制度整合力。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必然是多维的，权力关系必然是复杂的，至少包括横向的党政关系、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族关系，还有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其中，每一种权力关系都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或负面或灾难性影响，需要强大的制度整合能力，否则资本权力绑架政府以及“党争民主”形成的政党斗争极化，结果必然是“否决型政体”，使得政府在关键性发展议题上寸步难行。比如，中国的高铁项目因类似的原因在一些国家遇到困难。相反，在上述每一个权力关系中，中国所贯穿的都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从而“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保证了中国的制度整合力。
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下游，其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制度整合能力所保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协商协调落实，二是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文化素养。制度整合力所保障的中国政策执行力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原因还在于中国是官吏制度的发源地，这是一项把国家组织起来并管理国家的制度发明，这一文明基因保证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因此，国外很难想象上百万的移民安置工程，也不敢想象在几年内能帮助几千万人脱贫。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但符合好制度的一般原理，还直接表现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上。历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漫和“民主的衰败”，尤其是血腥的“阿拉伯之春”，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制度形式是否符合各自的文明基因，更直接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好看的制度、好听的理论，如果不能治理国家甚至祸及民生，那都是蛊惑人心的说辞而已。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的制度，其比较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事关权威、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安排，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得到丰富，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