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启动北约东扩到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再到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以及美国反导能力建设，学界和政界关于美俄关系进入“新”冷战的讨论从未终止。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这种担忧似乎正在转变为现实。2016年5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讲话中指出，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将是长期的竞争态势，美国分别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之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将贯彻一个“坚定，温和而强有力的推回”（a long campaign of firmness, and gentle but strong pushback）战略。卡特在海军战争学院的讲话很容易让人与70年前凯南的观点建立关联。由于中美之间强大的经贸纽带、频密的人文交流以及众多的对话沟通机制，有关中美可能进入冷战状态的判断颇有杞人忧天的色彩。相比而言，冷战虽已结束多年，美俄之间的关系博弈领域依然是传统的、类似冷战期间的问题，美俄经贸总量有限，人文交流有限，双方的对话沟通机制仍然主要是防范美俄关系深度恶化的减压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以及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政策和行为正在唤醒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担忧，即俄罗斯可能成为翻版的苏联。就此而言，美俄之间出现“新”冷战的机率远比中美之间大的多。
美俄之间的所谓“新”冷战有别于“旧”冷战。冷战时期是美苏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集团式的对抗，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抗、经济制度竞争、激烈的军备竞赛、较长时间的军备控制和有限的裁军、双方不正面相对的代理人战争等，双方的战略沟通主要限于军备竞赛稳定和危机稳定。当下的美俄关系包含“旧”冷战的成分，如美俄在战略军事领域的竞赛与制衡，但已经不存在集团式对抗，也不存在有意义的经济制度竞争或者代理人战争。即使美俄关系存在紧张状态，美俄仍然在双方拥有共同领域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美俄关系曾经尝试向冷战后转型，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迄今仍然限于冷战式的战略博弈宿命之中。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当选后以及就任后曾经展示了改善美俄关系的政治意愿，那么，美俄关系能否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终结冷战式博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美国的内政和美俄能否在前述四类核心议题上达成妥协。
目前来看，特朗普总统虽然有改善美俄关系的意愿，美俄关系出现战略性转型的障碍依然很多。首先，美国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的刻板认知已经形成，认定如果不加防范，俄罗斯可能在处理与周边各国特别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关系问题上更具侵略性，这种认知短期内难以改变。或许特朗普总统有改善意愿，但美国行政部门之间的掣肘必将限制美俄关系改善的力度和幅度。第二，由于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认定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介入了美国的总统大选，并被认为扮演了为特朗普“助选”的角色，目前已经就此问题展开调查。无论特朗普总统有多大改善美俄关系的意愿，有多少与俄罗斯进行交易的打算，美俄关系改善的起点已经遭遇国内的阻击。由于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放松或者取消克里米亚危机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国会尝试立法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项。在有关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介入美国大选的调查结果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改善美俄关系的冲动难免遭受国内质疑。第三，在前述四类议题上，美国显著调整政策的可能性较小。美国研发并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一直影响美俄裁军的进程，而美国国内对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美俄关系中的这个麻烦难以消解。正是由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以及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政策和行为，北约东扩的成果不但得以进一步巩固，而且获得了新的动力。未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这两个国家如果加入北约，美俄产生冲突的机率显著上升。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立独行的惯性也难以改变，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和决定权绝非短期内能够实现。虽然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施加到任何人身上，而将发挥“榜样”的力量引领他国效仿，但美国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决非短期内能够改变。如果美国不调整在前述四类议题上的政策，美俄关系的重大改善将无从谈起。
当然，在看到美俄关系改善面临诸多障碍的同时，回顾美俄关系发展的历程，同样应该注意到，当美俄关系陷入阶段性低谷时，两国都会努力防止双边关系失控，因此，特朗普执政时期，美俄关系终结冷战博弈的希望不大，但美俄关系出现部分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