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薛松,重庆大学德语系,副教授,重庆 401331,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德国德累斯顿 01062;柏兴伟,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哲学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德国德累斯顿 01062
内容提要:德国社会民主党150年来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人阶级革命党到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再到纳粹时期的地下党,二战后的建设性在野党,再到改革后的人民党,屡次经历了指导思想的改革和组织的分合。德累斯顿学派的演进制度主义为制度演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范畴,在演进制度主义视阈之下,这些制度演进的原因可被解释为制度模因系统内部选择和小环境外部选择的结果。
关 键 词:德国社民党/演进制度主义/模因学
标题注释: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演进制度主义视阈下的政党演进研究”(项目编号:CQDXWL-2014-011)课题资助。
德国政党研究可以追溯到罗伯特·米希尔斯(Robert Michels)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米希尔斯在其代表作《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社会学》①中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为例论述了现代政党中的寡头趋势和精英主导。韦伯也在其专题论文中论述了政党分类学。②这些理论奠定了现代政党学的基础。法国政党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发展了米希尔斯的学说,其著作《政党》③至今仍具影响力,被当代政党政治学者广泛引用。在二战之后行为主义(Behaviorismus)和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scher Institutionalismus)相继在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其在政党学上的应用分别表现在对政党行为的研究和对政党组织的研究。德累斯顿学派的演进制度主义(Evolutorischer Institutionalimsus)为政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这一范式在德国学术界已非新宠,在议会研究、政府研究、企业研究和政策研究中都已有广泛的应用。本文是演进制度主义应用于政党分析的国内之首创,也是中文介绍和引入这一范式之始创,甚至在德国学界数据库中也尚未发现类似的专题论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范式形成的脉络进行简单的梳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并未阻止人们尝试将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现代社会学中的“系统概念”无疑都源引自生物学。④二战之后结构功能主义或功能结构主义统治着宏观社会学界⑤,但结构功能主义显然难以回答制度发展的路线和与之相关的功能实现和稳定的问题。⑥之后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发展了系统论,提出了系统结构形成的内部和外部选择条件和偶联性,随后社会生物学概念兴起,人们开始探索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深层生物学原因,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kturierungstheorie)以及维尔纳·J.帕泽尔特(Werner J.Patzelt)的民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ie),这些理论都在一步步搭建起宏观和微观研究之间的桥梁。⑦
演进制度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制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分析范畴。这一理论建立在卢曼的系统论、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模因学说⑧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进化论在政治学和制度学上的应用。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演进制度主义提供了制度演化在微观层面机制的分析范畴,制度内部选择要素如:模因学(Memetik)⑨、模因承载结构(memetische Bebürdungsstruktur)分析、功能承载结构(funktionelle Bebürdungsstruktur)分析。而相比行为主义,演进制度主义又提供了制度的结构、功能、路径依赖等宏观分析范畴,制度外部选择要素——小环境(Nische),如小环境行为体(Nischenakteur)分析、资源和功能分析等。受进化论和基因学(Genetik)的启发,演进制度主义将这些内外选择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认识论上形成了统一体系,从而打破了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这都得益于演进制度主义对历史制度主义、系统论和模因理论的融合。这一范式还借鉴了生物进化史和物种进化中的形态学(Morphologie)的方法,体现了社会建构主义⑩的特点。
模因和基因的不同之处在于模因的复制、重组、突变、留存等行为是由人主观参与的,就这点而言,为解释这些微观的选择过程,演进制度主义范式也具有向生物社会学(Biosoziologie)、民俗方法学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演进制度主义的开创者帕泽尔特,将制度演进解释为模因(Mem)(11)在内外选择要素的作用下的复制、重组、突变、消亡和留存的过程。模因之于制度可相较于基因之于机体。制度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人所建立的,那些制度的构建思想要素即是模因。众多模因以一定的承载结构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制度的现实。模因可以是指导思想、行为模式、认知模式、符号概念、组织结构、功能机制、策略等一切构成制度并可被认知和传递的信息。(12)模因所表达出来的功能承载结构构成一个总的系统,它涉及:1)是否能够在其小环境中得到必要的资源;2)是否能够提供小环境所需要的功能,从而可以持续地从小环境获得资源;3)系统内各功能是否相互兼容,决定了模因(集合)的存亡。小环境是一个相对于制度的概念,即在制度所处的环境中,一个与制度系统的资源获取和功能实现紧密相关但不属于制度系统本身的要素,可以是制度的协同系统或母系统,也可以是以人或物为中心的资源,以财政或信息为中心的资源。(13)
借助这一系列的分析范畴,帕泽尔特得出以下几种制度演进的模式。(14)
图1 演进制度主义中的代际更替
来源:作者自制。
a)在代际更替中的变迁。因制度新人在制度模因体系中加入个人历史特征而产生的变异(重组)所致;或在社会化过程中,因模因在复制时发生突变或重组所致(见图1)。
b)制度危机。因模因重担或功能重担的重要承载者断除而产生的内部制度变迁,即病理变迁所致;或因环境对制度所提出的功能诉求改变所致,或因环境动乱所致(见图2)。
c)陷入危机中的制度再稳定。制度的再稳定可通过自愿或强制性的制度学习,即通过以改变指导思想或通过以改变实现功能结构为形式的改革来实现,也可通过进一步开发缓解危机的资源来实现(见图2)。
图2 演进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危机
注:1.I:制度,R:资料,F:功能,N:小环境,K:危机;2.*制度学习并非制度成员对制度的学习,而是指制度在演进的过程中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自我调整以实现内部模因相互兼容或对小环境的重新适应从而重新获得稳定。
来源:作者自制。
d)制度变迁过程的压缩。这一过程的压缩产生于制度的“上层”或“外层”结构,一旦负担它们模因或功能的承载结构因病理学变迁而断除,以及在出乎意料的多处触发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变迁,这些上层或外层结构将会发生剧烈变迁,在时间上形成“历史的加速”。
e)新制度的产生。新的制度变种或一个全新的制度种类的产生,要么是因为现有制度瞄准了新的指导思想或主导差异,要么是因为现有的模因重担或功能重担因连续的结构或功能变迁而被替换。
f)调整的灾难。当制度无法自我调整而走入演进的死胡同,制度将解体。
以上模式大体上概括了制度演进的不同原因。应用这些模式分析制度的演进,其优势在于可以系统地厘清制度现实和制度形成机制,并提供不同制度之间的可比性;其不足在于,实践中的制度演进的原因和过程是复杂多变的,上述模式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会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有可能导致分析过程过于繁琐以至于难以抓住主要矛盾,而且必须依赖大量且可靠的史料。
二、演进制度主义理论在德国社民党演进中的应用
德国社民党有着从德意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联邦德国150多年的发展史,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成立最早的政党之一,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历程。借助充足的档案和史料,将其作为政党演进研究的案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选取演进制度主义范式中的部分分析范畴解释社民党的演进,将演进制度主义直接应用于政党政治学中的个案研究。
政党作为制度的一种,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人所创建的。迪维尔热将政党起源概括为议会内生和议会外生(15),这一划分也长期受到政党政治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无论是议会内生或外生,政党最主要的功能乃是整合和表达社会利益和思想理念。德国社民党最初正是整合和表达全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因此该党在改革之前最重要的小环境就是工人阶级,这也是作为阶级党的必然结果。首先,工人阶级为社民党所提供的资源以及提出的功能诉求随着大环境(Umwelt)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社民党的演变,同时该党的演变又对工人阶级这一小环境产生了反作用。其次,对于社民党演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小环境是政治秩序,更准确地说是政治体制。再次,社民党演进中的变异,即变迁的可能性是来自于人对模因的掌握,该党内部的主导差异以及该党与德国社会环境的关系互动构成了社民党演进的基本线索。以下的分析并非按照编年史的顺序,而是以演进模式为框架展开,在引用和阐述各模式时也各有侧重,这取决于社民党制度演进的事实情况,有些模式十分常见,有些模式间或出现,还有些模式较为罕见。
(一)因代际更替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代际更替对于政党变迁的影响不可小觑,尤其是政党领袖的更替可能会对政党带来明显的改变。米希尔斯在其《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社会学》专著里对于政党的寡头化趋势有非常详细的论述,(16)在此不再赘述。正是因为这一寡头化和权力集中的趋势,导致了政党领袖更替能够对政党产生巨大的影响。德国社民党的历史多次印证了这一理论。这一变迁的模式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模式。
马克思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德国工人运动空前崛起,工人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拉萨尔的工人运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他并非全盘复制,(17)而是在借鉴前者的同时加入了其自身受黑格尔影响而产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18)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推翻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消灭剥削。拉萨尔所关心的只是在普鲁士范围内争取工人的权益,这一思想的基础可追溯到德国手工业者早期为分担风险和争取利益所形成的类似“合作社”的“弟兄会”组织。因此,与其说拉萨尔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倒不如说是利用者。拉萨尔的这一模因虽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却得以留存,并和埃森纳赫派一起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分支。拉萨尔的模因结构之所以能够得以留存,可归结于制度的内部及外部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其模因复制和传递的流畅(内部选择),拉萨尔个人魅力十足且极具演讲天赋,追随者众多,其模因符合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传统,容易为多数人接受和效仿;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模因结构适应了当时的制度小环境(外部选择),其具体的外部选择过程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