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拉萨尔派能与原本对立的埃森纳赫派合并,同样有着代际更替的原因,虽然这并非唯一原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前主席约翰·冯·史怀哲(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作为拉萨尔的接班人,一直主张与埃森纳赫派作斗争,但后来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其后继者却主张与埃森纳赫派联合,从而促成了两党的合并。(19)两党合并这一变迁,从事实上来看并非其中一党完全自我否定,而是通过相互妥协而合并。无论是《哥达纲领》(1875年)还是《埃尔富特纲领》(1891年)都体现了这两派模因的重新组合,这一重组后的模因集合事实上只能在短期内兼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言辞十分犀利地揭示了其中的内在矛盾。这一模因的内部不稳定性后来也导致了社民党左派和右派在一战前后的分裂。
在埃森纳赫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德文缩写:SDAP)方面,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内希(Wilhelm Liebknecht)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在沿袭马克思主义时仍存在其自身背景和社会化的特点,未能完全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此在妥协中对拉萨尔派做出巨大让步,使得《哥达纲领》得以通过,但其中众多条款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以至于马克思专门撰文声明自己跟《哥达纲领》完全不相干。(20)
制度因代际更替而变迁的例子还包括:1)《社会党人法案》(1878-1890年)在1890年废止后,社民党内出现了以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后来成为了改革派、一战主战派;2)二战后,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作为党主席(1946-1952年),一反之前反纳粹时期“联共”的政策,极力主张与德国共产党划清界限,之后又提出了“建设性反对党”路线;3)舒马赫去世后,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改革,并提出了《哥德斯堡纲领》(1959年);4)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der)取代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成为社民党推举的总理候选人并成为联邦德国总理,他提出以“2010议程”(2003年)为核心的改革,一反社民党历来的左翼传统,确定了社民党的“新中间”路线。这些实例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会因代际更替而产生变异,其变异后留存下来的模因在代际交替过程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异,直至社民党最终放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变异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制度继承者都弃陈就新,也并非所有新的变异都得以留存,即成为表现型(Phmotyp)。这里可以举出如下几个实例:1)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受到批判后,德国社民党左派在一战战争公债问题上与主战派不可调和,于是分裂为独立社民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文缩写:USPD),随后革命派因与改革派矛盾不可调和而独立成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文缩写:KPD),但委员会(Rate)政权却都未能保留下来,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为领袖的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得以成为显性;2)二战后与舒马赫分共政策不可调和的德国共产党因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共的领导而独立存在,直至被联邦议院禁止;3)“建设性在野党”的批评者在施罗德时期成为了改革者;4)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的拉方丹因与施罗德的右倾政策不可调和而脱离母党(2005年),进而召集“旧部”组建了后来的左翼党(2007年)。有的因变异而产生的多个分化能够同时留存,是因为它们各自都能适应共同的小环境,还没有走入演进的死胡同。
(二)制度危机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因制度危机而导致制度变迁在德国社民党的历史上也有例可循。例如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的合并除了代际更替的原因也应归因于制度危机的出现,且合并之后的社民党又遇到了更加现实的制度危机,即《社会党人法案》的实施。这两个政党此前之所以各自为政是因为主导差异的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为了打击自由市民(中产阶级)的力量而不惜寻求俾斯麦强权的帮助,以谋求普鲁士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权益,这一模因是适应普鲁士范围内的小环境的;而埃森纳赫派主张联合自由市民力量与国际工人联合,从地方由下至上寻求世界的新秩序。两党有着共同的小环境要素——工人阶级和帝国政府,同时又互为小环境要素,即竞争对手。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是因为二者都能够顺利地从小环境中获得必要的资源,即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它们互为竞争者,并且都能提供小环境的功能诉求,即整合和表达政治利益和理念,对于谋求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言,二者是相差无几的。
然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71年)导致了两党共同小环境的变化,各自的模因组合都受到了挑战,双方的制度构建都已无法独自在小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小环境对他们所提出的功能要求。这一小环境的变迁对两党的制度都提出了挑战,旧有的模因承载结构崩塌,为适应新的小环境,两党通过《哥达纲领》达成妥协,完成合并,新的模因结构建立起来了。这一制度的演进构建起了因工人阶级团结而更有力的新的功能承载结构。工人运动的影响力的空前强大招致了小环境的反制,因为社民党并不能提供作为该党的两大小环境之一的德意志帝国向其要求的与“稳定”相关的功能,而是破坏“稳定”。德意志帝国于是通过了《社会党人法案》,禁止该党的一切活动。其目的是断绝德意志帝国向社民党提供一切资源,并且阻挠和试图破坏其从其他小环境获得资源。
社民党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小环境变迁,又发生了新的演进。由于德意志帝国对社民党实施党禁,导致工人阶级成为其最主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源,为了避免帝国的镇压,社民党转入地下,改头换面而存续,直至《社会党人法案》撤销。而这一小环境的变迁也使得原来社民党通过代表在帝国议会中实现政治诉求的功能链条断裂,即出现病理性变迁,它使得社民党随即将政治转入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两党合并之后的制度体现出了一定的适应能力(21)。
又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德意志帝国将政权转交给多数派社民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文缩写:MSPD,1918年),这一小环境的剧烈变迁也导致了社民党的制度变迁。此时,社民党从议会政党变成了过渡执政党,这导致其放弃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人阶级专政,而与保守势力妥协。再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与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共产党划清了界限的社民党,因为片面地全力维护宪法秩序而导致其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支持。这一病理性的变迁导致了社民党在面对纳粹势力破坏民主和法制的小环境变迁时,由于无法获取足够的抗暴资源而做出有效的反抗,招致自身反被纳粹禁止和迫害,再次转入地下,并不得不暂时放弃民主和宪法秩序而转为革命,并与德国共产党联合。(22)
二战之后的联邦德国社民党,同样因为环境的变迁而陷入制度危机。一方面因为小环境中有强大的竞争对手联盟党及其支持者,社民党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和执政机会;另一方面又因背负意识形态包袱,无法摆脱阶级政党的身份和责任,难以吸引更多的选民,于是无奈地选择成为“建设性反对党”,试图通过议会外的途径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
再如施罗德连任德国联邦总理之后,发现之前促进社会福利政策的社民党传统路线并未使德国经济复苏,全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社民党作为主要执政党并未有效地实现德国社会所提出的发展经济的功能诉求,面临支持率的下降和选民的流失,于是提出了“向右转”的改革的措施。这一新型模因的表达导致社民党传统的追随者脱离母党成立新党,站到其对立面。这一病理性的变迁又加重了社民党的危机,使得社民党在过去的10年里与总理一职无缘。
(三)陷入危机中的制度的再稳定
陷入危机中的制度的再稳定,主要体现在制度所进行的制度学习,即“吃一堑、长一智”(23)的功能性改革,它通过开发新资源来替代失去的资源,或者通过开发新资源来稳定现有的资源。例如二战之后,由于无法在议会选举中战胜联盟党及其盟友,且联盟党也视其为政敌不愿与其组阁,社民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社会主义政治难以通过议会推行,继而作为阶级党难以通过议会实现更多的阶级利益。为了使这一危机得以缓解,社民党转变为“建设性反对党”,它一方面在议会中极力强调其政策且善用反对票,另一方面利用议会外的途径,如影响市民社会来推行社会主义。它通过这样的制度学习一方面维护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党的身份及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稳定了其作为议会党的身份和合法性。
为了实现这样的再稳定的演进,《埃尔富特纲领》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在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合并之后不久,社民党便遭到了俾斯麦帝国议会的镇压和禁止,社民党不再掌握帝国议会的资源,无论是拉萨尔派还是埃森纳赫派都已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陷入危机中的社民党为了稳定“工人组织”这一不可替代的资源,于是开发了地下党组织这一种新的资源,即改头换面的组织,比如“工人运动俱乐部”和“环境保护组织”。然而当《社会党人法案》被废除,社民党重新获得进入议会的机会时,改革派和革命派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为了稳定和整合这两派的资源,双方推出了《埃尔富特纲领》。这一前后矛盾的模因组合,一方面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方面又承认议会斗争是革命的中间手段,两派的模因在功能结构上暂时相互兼容,但在模因结构上是不可兼容的,因此并不能长久共存。
为了使陷入危机中的制度能够再稳定,对于议会政党而言,分裂也是一种演进的方式。政党分裂是一种主导差异相互设界的结果,设界的作用是产生新的更强的凝聚力。比如艾伯特在接手帝国国家机器之后,为了稳定局面和避免内战,一反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而和自由军团及保守势力联合,平息各地暴动,站到了德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主导差异已经无法相互兼容,只有相互划清界限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支持者,稳定自身的存在。此处也体现出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弊端,政党之间为了赢得选票、击败对手,总是尝试与对手划清界限,甚至为了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与对手的对手联合。极端的例子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为了在议会中与社民党对抗,不惜与纳粹党合作。(24)
(四)制度变迁过程的压缩和新制度的产生
制度变迁过程的压缩,主要源于上层模因结构或功能结构因承载它们的较低层结构断除而发生快速的变迁,其实例也能在德国社民党的历史上找到。这些模因较低层结构的断除通常是因为一些“决定”或“事件”所导致,比如社民党在1959年推出了《哥德斯堡纲领》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向各种意识形态开放。(25)本来作为承载社民党组织和政策模因结构的较低层模因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断除,随后社民党党组织和政策就发生十分迅速的变化,新生代极具个人魅力的党员取代过去保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进入领导层,如勃兰特以及后来的施罗德,社民党也因从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身份变化而迅速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选票和联盟者。在改革后的第一次大选中,社民党就把联盟党拉下了占联邦议院绝大多数(超过50%)的地位,并在改革10年后超过了联盟党,一举成为议院中的最大政党并获得总理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