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导向上，全球主义、多元主义、文化平等与包容精神等面临各种冲击，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自由开放精神等等传统政治正确性的一系列价值原则在政治上成为被怀疑、被批判甚至被大加鞭挞的对象，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甚至仇恨主义的价值潮流，普遍权利、文明兼容、多样包容、自由开放等价值的地位正在动摇。
2016年，世界格局中的软件与硬件变与不变的错位情景令人回想起1989年的世界。回到冷战结束前夜的1989年，当时世界格局的硬件不变——主导世界格局的仍是美苏两大家，二者间的军事实力对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世界格局的软件却变了。只不过，当年的那次软件变革是苏联东欧国家集团装载的软件变了，多元化、新思维、全面的人道主义等等代替国际革命，成为苏东国家集团的主要价值软件。但是，2016年世界格局的软件变化与1989年不同，这次是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和西方国家集团装载的软件变了！现今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2016年美国和西方国家换装的软件是否能够与世界格局的硬件相匹配？总体而言，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硬件核心更像是全球主义、多元主义和贸易自由开放主义，但这次美国和西方国家换装的软件好像是与此相反。也难怪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今年主编的一本书里发问：究竟谁才是今天的全球自由开放主义者？
全球治理的未来：国家主义还是全球主义？
如果回望新世纪以来的历史，2016年世界格局发展中出现的这种“逆全球化”和“逆全球主义”现象，其实早在新世纪初就已经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发展而存在。人类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挑战的进程中，一直面临着国家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的抉择。
其实，自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与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发展一直相伴，并争取任何机会强势回归。早在新世纪初的9.11事件发生后，全球反恐就呈现着强劲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新世纪头十年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大国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临危机，单边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盛行；发展中国家集团随着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快速增长，经济自信也快速地衍生出民族主义倾向；经济全球化中遭受冲击的人群和国家，面临福利受损和经济条件恶化的威胁，也积极拥抱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有这些反全球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已经成为当前解决全球问题与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新障碍。
然而，面对21世纪的全球危机和跨国问题，人类已不可能再退回到领土范围内来解决问题。全球问题和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导引，不可能立再次基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价值基点上。况且，立基于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治理机制和措施，也已经丧失了独立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效力。 21世纪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只能立基于全球主义的价值基点上，各种全球问题和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也只能放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开放框架上，才有获得解决的可能。
21世纪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一定必须是开放性治理。这种开放性有两大支点：一是必须以全球意识、全球思维、全球主义、全球责任等为价值基点；二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向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开放。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从基层公民、社区组织、自治团体和非政府部门，到跨国公民网络、全球行业组织、国家与次国家间组织和超国家机构。主权国家政府必须有这样的理性认知：国家政府虽然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最重要组织，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万能政府”；国家虽然一直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单元，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政治体，但是任何国家组织形态也都与历代先哲们祈望的“上帝之城”、“地上天国”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存在距离。因此，接受和认可全球主义的基本价值，秉承开放主义的治理理念，吸纳、包容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治理行为体参与到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治理行动中来，这应该是21世纪人类改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
（本文根据作者在锐评2016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贞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