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穷途
问：您批评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帝师情节，但同样也有微博公知长期被污名化，被认为道德感与批判欲过强而忽略了现实。知识分子在非专业主义发言应当有哪些原则？这种对公知的攻击是否与现代社会的扁平化有关系？
答：首先，在非专业领域发言是公知分内之事。否则就只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其次，在跨学科、跨专业发言，为避免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甚至浅薄的“知道分子”，应该面向事实本身，尽可能去谈事理，而不是仅仅在谈论抽象的道理。这个时代对公知本身的学养和思考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尽可能了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基本常识，这样才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地去谈问题，而不是落入到一种空洞的口号、立场或者意识形态的宣讲。
问：现代学术有着明确的专业界限和学术规范，您认为这种科层制的设计是否会造成学院内知识分子难以对公众发声甚至产生影响现实的作品的原因？
答：学院体制使专业分科越来越细，这是一个大趋势。我更愿意说的是，在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作者，并接触到各种各样资源、材料，这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知识分子的传统“特权”，让知识分子显得很尴尬，因为你的每一个言论会被无数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审视和批评，而且你的某一个错误会因为传媒的力量被无限放大。
问：您如何看待您与上一代知识分子间在思想资源上和学理上的差异？
答：我们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差别很大，70后的人赶上了文革的尾巴，甚至没赶上，80年代的学生运动基本上也是旁观者，因此缺少对国家、民族的深重历史的直接经验，就此而言，家国情怀可能比老一辈学人要稍微少一点，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在思考时有更大的自由度。但是，70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我甚至不认为它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论述，我身边许多同龄学人在观念上分化很厉害，既有非常虔诚的儒家信徒，也有相对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也有中国意义上的左派以及自由主义者。
问：李泽厚曾经提出过告别革命，您认为革命在今天是否还具有道德上的诱惑？
答：我们常常说改革与革命在竞赛，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顶层设计已然失效？过去这十年，整个社会趋于保守化。但我始终觉得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何时会降临。任何一次可能极不起眼的社会事件，都会种下革命的种子。
为什么英美革命之后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是因为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很好地完成了现代转型。为什么法国及俄国革命之后动乱频仍？是因没有完成这个转型。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还是不革命，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否成功，转型成功后即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一定是以低烈度的方式去呈现社会的冲突和矛盾。
问：越来越多的中国模式鼓吹者获得了体制青睐，比如李世默提到的国家能力，您如何定义这种国家能力，如何使这种国家能力能够关在笼子里而不侵害个人的自由与权益？
答：年轻人缺乏民主生活的直接经验，85后的孩子从小到大看到的就是大国崛起，对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感受不到它们的重要性，这一点都不奇怪。
国家能力的定义有厚有薄，薄版本的国家能力强调国家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这是霍布斯议题的现代版本，厚版本还包括税收能力，提供福利保障的能力。福山除了谈论国家能力，还特别强调了法治和问责制的民主，后二者是对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一种约束和限制。剔除了法治和问责制民主，单单强调国家能力，从长远角度看，不仅国家能力难以为继，而且也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唱衰本国政治是西方学术界的“优良传统”，用我们的话说叫居安思危。但是我们万万不可错把杭州作汴州，拿着别人的本子唱自己的戏。
如何面对复杂中国
问：学术界关于中国未来路径与未来的争论相比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有什么新的议题超出了曾经的讨论范围？
答：在深度与广度上显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反而倒退了很多，八十年代是充满生命力的时代，一部《河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就可以引起全民讨论，甚至到九十年代也是如此。现在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某些极为重大的社会议题在几天之后就会被别的新闻覆盖，这是信息大爆炸时代的突出特点。知识分子也如此，之前你可以主导某个话题的发展，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只是整个社会的声音中一个很小的力量。
问：中国现今社会的阶层差异越来越大，即使曾经有共同的底线也常常遭到破坏，您认为这是否会造成公共讨论以及政策制定上的巴别塔，使得大家再无沟通的可能？
答：马立诚老师写了一本书，叫《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从这八种思潮就能看出来观念以及观念背后的利益撕裂有多严重。。
关键问题是在高度撕裂的情况下，如何凝聚共识，哪个层面的共识，这是根本性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民主方式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确立大家都认同的游戏规则。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很好地去处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否则一定都是一方独大，然后通过暴力压制或利益收买，取得暂时的稳定，但这是不可持续的，随时可能爆发危机。
问：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里有“得道行君”的渴望和对于“天下”的诠释，您如何看待现在传统的“天下主义”重新进入我们的公共讨论之中？
答：葛兆光老师最近在台湾的《思想》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读完应该对“天下主义”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首先，“天下体系”只是一个理论构想，从未在中国历史中真正实现过。其次，“天下主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它仍旧是一个等差格局，在地理意义上有中心与四方，在族群意识中有中心与边缘，在文化意义上有文明与野蛮，在政治地位上有统治与服从的区分。
传统的“天下主义”重新进入当代公共讨论视野，主要是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回应，我觉得学者在探讨此类问题时，要坚持学术优先于政治，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展开讨论，而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
问：现在许多讨论的分歧在于语言的污染和表达的贫乏，这种趋势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管之中，我们如何使日常语言和公共讨论语言变得明晰，躲避权力与资本的污染？
答：首先还是要多读经典，不仅包括学术经典，还包括文学经典。前两天重读汪曾祺的《受戒》，让我重新回想起汉语的美好，那种清晰、流畅与明快，令人沉醉。这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政治语言、军事语言以及网络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语言的污染会导致我们对事物的复杂性以及情感的微妙性缺乏最基本的敏感度，最终会戕害我们的心灵。
然后就是要在思维方式学会重视“差异性”，维特根斯坦曾经打算在《哲学研究》中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台词作为题词：“我将教会你们差异”。我相信这是他最深刻的哲学冲动之一。通过概念的细分和语言的剖析，尽可能分辨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差异以及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差异，摒弃以暴力的方式不由分说地去探讨问题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会以一种差异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不是以一种囫囵吞枣、大而化之的横扫一切的方式去对待人和事。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的重建能够从重建语言秩序开始，进而重建生活秩序与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