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义利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义利之辨。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凝结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中“不变的原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倡导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中国的先贤们一向推崇“义利并重”的原则。这些经典的伦理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总是依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作出判断，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在基辛格看来，若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及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联系中国历史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从历史的经验中，基辛格发现中国历来奉行的是一种内敛的、防御式的外交策略。中国无意借助强力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的时候它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共同进化”的良性伙伴关系。
独特的战略观。中国文化注重相对优势，着眼长远战略。基辛格用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来描述这种战略差异。中国的围棋重视持久的、迂回的系统性策略。而西方流行的国际象棋则追求战则必胜，棋手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即把对方的有生力量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这很直观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中和”，即各种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正是这种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国注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长远和根本利益，摒弃零和思维，追求合作共赢，自己好也要别人好，大家好才是真正好。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愈加突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