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对新的学术秩序与学术机制建设的战略性部署。时至今日，有关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数据库等等，体现的仍然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性。这些学术组织、期刊、数据库等等构成的学术交流、发表与评价机制，客观地扮演着西方学术话语权极其有力的制度支撑的角色。在学术具有广泛影响的SSCH、A&HCI等数据库的收录情况，便是一个极为鲜明的例证。据统计，SSCI收录的3216种期刊中，美国1364种，占42.41%；英国979种，占30.44%；中国大陆11种，仅占0.34%。3216种收录的期刊中，语种为英语的期刊2883种，占89.65%；没有一种以汉语为办刊语种的期刊。A&HCI收录的1898种期刊中，美国的为629种，占33.14%；英国的为438种，占23.08%；中国大陆5种，占0.26%；以英语为办刊语言的1266种，占66.70%；以汉语为办刊语言的3种，仅占0.16%。
给外域学术以足够的空间、充分的尊重，也给中国学术以足够的空间、充分的尊重，为中国学术与西方世界的平等交流对话、为中国学术更好的国际传播、走向世界构筑平台、创造条件。
其中包括功能先进、集研究支撑、学术评价等作用为一体的大型学术数据库等学术战略资源的建设等。从宏观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构建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学术发表与评价体制，要求学术发表与评价方面在微观基础领域进行深化改革。在当前不少科研单位的具体学术评价中，以洋为上、挟洋自重的现象比较普遍。学术评价中的这些做法，功过得失，值得反思。英国学者汤林森曾以学术出版为例分析过国际学术界“谁在说话”的问题。他指出：对这一问题产生影响的，“至少在西方世界是以私人资本家企业为主的各种出版公司，它们的主要营运目标是学术书籍、期刊等等市场。因此，究竟哪些书得以出版（也就是‘谁在说话’的问题），主要也在于商业标准，亦即市场需求。经此运作的结果，乃是某些书籍与期刊得以在最具有权势、最富裕的国家当中流通，而这些流通的著作通常也就被举作代表了某项特定问题的‘全球性辩论’。然而，不管从哪一个层次来说，这些文本的流通，都是由西方那些（相对来说）较为富裕的学术机构所决定的，而这些机构代表的又都是资本主义的利益，提供了（通常是多国籍的）学术出版公司所需要的市场。再怎么看，这等情势绝对不能等同于‘全球性辩论’，如果我们当真指的是‘全球’。”在具体的学术评价中，我们不能简单将在西方出版或发表，等同于学术成果的实际价值或影响力，而是要从外在形式评价进入到内容本身的评价，根据研究成果的内容作出相应的学术判断。具体学术评价中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们从宏观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有效推进开放包容、客观公正学术秩序与学术交流、发表、评价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