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改革方案都鲜明地体现了教育发展的趋势。”在北京五中校长张斌平看来，中考改革方案给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要求把学生基础打得更宽，而更加重视史地政等长期被冷落的科目。他认为，改革的效果不仅仅是增加了史地政在中考中的比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语文教育的重要支撑。语文是中国文化和思维的载体，中国文化和思维一定是建立在足量的中文文献及其承载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史地政这些学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发展就失去了重要依托。在这方面知识文化缺乏的情况下，学生的情感发育、意志培养就受到影响，价值观培育也受到影响。
“这次改革还有一个特点是整体联动，这是很多年的改革都没有做到的。这次从小学一直到高考甚至研究生教育都在改，说明要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任务还需要打通学段，这也是理解这次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各项措施的一把钥匙。”张斌平补充道。
中高考改革方案突出选择性的实质是从“追求分”到“培养人”。“未来走班和分层教学将是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去所有的人都上一样的课，现在自己来做组合，更容易发挥学生的优势。”北京日坛中学实验学校校长孙志江说。
当然，单纯的分数已经完全不能说明学生培养的质量。不少校长表示，考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试对教育的影响会逐步减弱。
格局突变，学校“好”“坏”再定义
“不能依赖好生源会倒逼优质高中课堂改革，而一般初中则应保持一份平常心。”
特级教师李镇西不久前发文质疑，“为何一流医院收治最难治的病人，一流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直指一流中学垄断“优质生源”的现象。分数一元化的评价体系下，“好生源”与“好学校”互为因果形成马太效应，已成为教育均衡的一道坎儿。
生源与学校评价结合的现象在高校同样严重，“宁上本二弱专业也不去本三强专业”的看法根深蒂固。2017年北京取消本科三批与本科二批合并，或将意味着考生以批次定志愿的趋向逐步淡化。
与之相比，北京中考的措施似更有釜底抽薪的意味。史地政等“小科”全部进入选考范围，按照选科得分的100%、80%、60%计分，减少0.2系数的难题、偏题、怪题，让以理化见长的传统名校相对优势缩小，也给一般校发展特色、优化生源提供了空间。50%的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到校更是让家长不得不考虑名校与名额孰轻孰重，一窝蜂挤去“好学校”是得是失。
本次北京的改革方案正是意在颠覆原先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用差异发展、多元格局改变教育资源的版图。
“解决好学校与好学生问题的立足点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观，而挑战在于均衡的含义不应是削平高峰，而是提升低谷。”秦春华认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不同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一个城市的高中结构要多样化，满足不同家庭对教育的理想和需求。”
人大附中教师刘成章表示，不能依赖好生源会倒逼优质高中课堂改革，而一般初中则应保持一份平常心。“不能说改为校内排名上优质高中就不奋斗了，不改革了，这毕竟是一种人为划分，学校好不好还是体现在教学质量上。无论录取情况怎么样，学生在学习期间提升了多少才是评价学校的标准，虽然很难量化，但学校一定要有对质量的追求。”
“以往课堂教学承担的第一任务是‘传授知识’，现在我们已经将这条修改了。这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强调课堂教学要运用知识完成四大任务。现在教学第一大任务就是引导价值观念，这已成为我们新的教学原则，老师教学中更注重学生的兴趣、自信心的培养。”张斌平告诉记者，今后好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区别恐怕不见得是分数上的差别，好学校能培养出更多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学生，有对个体发展目标的规划，形成个体发展的优势特长。对老师而言，就要改变教学观念，学校要有一系列的课程，尤其要注重课程的实施效果和细节。这同时要求老师跟过去相比要获得更多的教学资源，靠单一的教科书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