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任务的艰巨性和探索的渐进性，使作为“三步走”总战略起始部分的“温饱”分战略不可避免地具有实践先行和名称追认的特点。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如前所述，在贯彻“新八字方针”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开始切实解决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开始用新的发展观来指导设计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当时对第一步分战略的要求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但事实上这种服务性工作中蕴涵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逐步解决温饱，以便为实现小康打下基础。因此，第一步分战略的初步形成实际上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从国民经济再次调整时短期、临时的自发性先期实施阶段，过渡到此后长期、固定的自觉性战略实施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再次调整，“温饱”分战略的实践已早于其形成而先行了。
任务的艰巨性派生和决定了探索的渐进性，对此不再赘述。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三步走”总战略的构想日趋成型，为使其更加完整、科学和规范，我们对第一步分战略的核心和实质进行了必要的归纳和提炼。鉴于已经明确的新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都是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为衡量标准，同时这一分战略所属的每一阶段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要任务，而从贫困过渡到小康的中间环节又只能是温饱，如前所述，这种客观的现实性和逻辑的连贯性，使“温饱”遂成为第一步分战略的简明概括和不二选择。由于这一时期第一步分战略所肩负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于是这一名称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事后追认的特点了。如1987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四，探索和实施的同步性，使“温饱”分战略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被不断地充实完善。任务的艰巨性，不仅派生和决定了探索的渐进性，实际上也派生和决定了这一分战略探索与实施的同步性。如前所述，当这一分战略在中共十二大初步形成时，其任务被确定为“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当确信通过两步走实现翻两番和达小康的目标能够实现后，我们一方面开始设计第三步分战略，另一方面也根据第一步分战略的实施情况和客观需要，对其进行了充实完善。如1985年9月的“七五”计划建议指出，要“使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③。这就扩充了第一步分战略的内涵，明确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1987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这就在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翻番的基础上，又为这一分战略进一步赋予了人均翻番的任务。中共十三大前夕，我们又根据如上所述的客观现实性和逻辑连贯性，明确了这一分战略解决温饱的任务和目标。
第五，发展观的改变和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使“温饱”分战略的每一阶段都切实贯彻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新时期以来，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更新了发展思路和理念，开始用新的发展观来设计和规划经济发展战略。如针对传统发展观过分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邓小平于1980年11月严肃指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是穷社会主义总不能说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到正在探索中的经济发展战略上，邓小平在此前后已开始酝酿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新战略。
发展观的改变使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开始切实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新发展观指导下的这种做法在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下，得以持续贯彻到“温饱”分战略所包涵的每一阶段。正因如此，当我们确定了小康这样以人民生活水平为衡量标准的目标，并开始在国民经济再次调整中采取切实措施来加以落实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已不自觉地进入了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径中，并开始受这一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第一步分战略的具体名称长期未能明确，但小康目标的确定和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不仅早已规定了这一分战略的温饱这个内涵，还确定了其发展的主线，即在每一阶段都切实贯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如当后续调整接近尾声，我们决定进行全面改革时，陈云还专门指出，“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为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强调指出，“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在温饱问题已获得重大改善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强调要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人民生活提高幅度最大的时期。
第六，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这是“温饱”分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的深层原因。经济学上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根据其资源禀赋特点来发展经济，即如果一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则劳动力就是该国的优势资源，在经济中就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之则反是。这是因为，如果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遵循这一原则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较多的廉价劳动力，而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则其产品的成本就会相对比较低，因而也就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最终可以获得的利润也就较多；反之亦然。
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轻工、纺织、食品等工业上。然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观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重点发展的却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经济发展的效果自然难遂人愿。1978年以来，我们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次调整，另一方面也对长期以来的发展观进行了如前所述的更新。值得强调的是，发展观的这种改变，客观上使正在国民经济再次调整中进行自发性先期实施的“温饱”分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如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指出：今后在基本建设方面，“首先要安排好当年生产，适当安排好符合当前生产水平的人民的衣、食、住、用、行，再安排基本建设”；在原材料供应方面，“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增长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需要，剩余多少再用于基本建设”。④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十二条措施，事实上确立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原则。实际上，不仅国民经济再次调整时期，在温饱战略所包含的几个阶段，我们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各自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不仅对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食品等工业进行了优先扶持和大力发展，而且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要求其更多地为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和农业服务。由于顺应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加之市场机制作用的日渐增强，这一时期资源配置效率大大优化，经济发展也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从而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
（作者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修院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参见苏少之，任志江：“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0页。
④《李先念文选（1935~198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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