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
动态监测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新生代流动人口感觉在当前流入地的生活比流出地老家更幸福或至少不差于流出地，只有4.27%认为在流入地的生活比在老家更不幸福。尽管如此，当前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予以优先关注、重视，并积极加以解决。
多数人仍不得不选择亲子分离的生存方式。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职业声望较差、技术含量较低、收入较少、保障较匮乏的工作种类。大多数新生代流动人口生活窘迫、收入结余不多，更无力支付子女在城市的生活、教育费用，无奈不得不选择亲子分离的生活方式，将孩子留在老家。正因如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到6100万，而能够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则只有3600万。
就业弱势地位未得到改善。一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领域局限在低端。25.6%在制造业，20.3%在批发零售业，13.9%在住宿餐饮业，合计有60%的新生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二是就业实现渠道非正规。新生代流动人口寻找工作的途径除自己外，主要的渠道是亲缘和友缘。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传媒广告、企业招聘会这些正规渠道寻找工作的比例仅为10%。三是就业培训服务难享有。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比例只有22.6%。而这些培训服务中，仅有5.5%是由政府提供的。四是就业合同签订不乐观。时至今日，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流动人口就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仍然很高，导致他们的劳动权益很难得到保障。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34.6%。五是向上流动机会非常少。由于竞争力不足等原因，流动人口进城后，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非常少。六是失业问题逐渐凸显。流动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加之他们基本没有失业保险的荫庇，不仅对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城市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等，都会成为越来越大的挑战。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面临巨大挑战。众多调查表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主要因素。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已基本得到保障，但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5%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尚不能按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接受义务教育，动态监测数据则显示，义务教育适龄流动儿童存在比较普遍地存在“上学晚、离校早”的问题，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仍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那些接收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特别集中的大城市，为数众多的流动儿童还不能在公办学校就读，“两为主”方针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子女“两头”就学难题突出。另一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提供的高中年龄段在校流动儿童规模信息，结合动态监测数据提供的高中阶段在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信息，我们估计，近期每年有接近18.7万人面临异地高考问题。这是一个不仅事关当事个人和家庭发展，而且事关国家近期社会稳定及远期发展大计的大事，急需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住房困难已经成为新生代在流入地定居的最大阻碍。居住是流动人口到流入地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由于我国流动人口长期被排除在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再加上近些年城市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住房问题已经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需要逾越的最大阻碍，新生代流动人口也是如此。他们极少获得公共住房，同时缺乏资本积累又导致没有能力购买商品住房，因此其住房自有率较低，住房的主要来源是租赁住房。
随着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住房价格和住房租金的不断上涨，以租赁住房为主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愈发面临着住房租金支付困难。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住房租金支付困难的比例达到14.7%，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住房租金支付困难的比例更是高达21.04%。
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新生代流动人口并不完全是为了“饭碗”才流动，追求美好的现代城市生活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是他们流动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然而，由于工作时间长，经济压力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极其有限的闲暇时间内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参加的业余生活项目数仅为2.81项，甚至有5.71%的新生代没有任何的业余生活。而有限的业余生活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最多的业余生活项目是逛街，参与比例达到58.54%，随后依次是电脑上网和玩游戏、手机聊天和上网，参与比例分别达到55.53%和48.05%。而逛街、上网等简单的业余生活是以消遣时间为主，这其中既有网络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城市生活难以融入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无奈选择。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业余生活无论是在丰富程度方面，还是活动质量方面都亟待提升。
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局面。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以及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已经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掏空了农村，许多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既没有务农经历（一部分甚至也不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也看不到在农村有任何发展的希望，所以即使在城市找不到出路，他们也不愿回到农村，形成了所谓的“城市无望，回村无意”、进退失据的两难局面。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回乡务农的技能和物质条件。他们中没有承包地的比例为17.7％，这部分人群没有土地，只能选择向城市流动。即使有土地，新生代中很多也缺少务农技能；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外出早，在流出地缺乏生存的物质条件，尤其是住房。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与父母“分家”是独立成户的重要标志，但如果老家没有住房，新生代流动人口退回老家则很有可能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还需要指出的是，老生代流动人口进退无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选择的参照系是流出地身边的群体，进退都不会降低社会不公平感；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则不一样，他们选择的参照系是流入地城市的同龄人，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梦想都是相近的，若他们退回流出地，则因早已疏离而无法融入，若他们进到流入地，则无法获得与流入地城市同龄人平等的权利，成为进退无路的所谓“边缘人”、“夹心层”。
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既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又要从战术上细致、妥善地加以有效的解决。为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以人为本，把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制度需求作为政府制度供给的依据。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和政府部门对该问题的日益重视，近些年关于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和制度陆续出台。但以往的不少政策、制度常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对于流动人口缺乏真正吸引力，制度执行效果自然不尽理想。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流动人口的角度和意愿出发，没有按照流动人口的内在需求进行制度供给和服务提供。
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一重要原则，在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要更加深入地调查了解流动人口的需求，并自觉尊重这种需求，努力满足其中的合理部分，应成为制度建设的前提。
把提升家庭福利水平，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作为完善相关政策的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城市仅仅是将流动人口当作所需要的劳动力，而较少将其作为自身的一员来满足其基本需求，特别是其家庭生活的需求。90%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双一起流动，展现了人们家庭化流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的流动人口又不得不选择亲子分离的生活方式。亲子分离的生活状况无论对于父母还是孩子都具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那些父母双亲都在外流动，占比达48%的留守儿童，他们单独留守在老家，父爱、母爱的缺失对于他们情感的需求，心理的健康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近年来连续不断发生的留守儿童悲剧就是例证。
以家庭幸福和福利为出发点，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跟随父母进城，使他们以更加完整的家庭方式流动，更彻底地实现人口城市化。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应农村转移人口进城的趋势，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的衔接和接续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是提高流动人口福祉的必然要求。建议优先进行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将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低保和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对生活困难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纳入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健全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住房供应体系。把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
加强制度设计，努力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做出了较大的推进，将以前相关文件的表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调整为“平等接受教育”，将政策目标指向教育全过程。这是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意义极其重大、深远。但要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关键在于加强制度设计，努力为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提供机会。在学前教育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迅速调动各方面力量，努力扩大供给，弥补学前教育的巨大供需缺口；在义务教育方面，要努力突破人口长期相对凝固状态下形成的“分级负责”体制，建立更能适应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制度；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尽早形成全国统一的异地高考政策。
继续关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加强职业培训。企业应让农民工既‘富口袋’也‘富脑袋’”。要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提供有利于身心发展的职业培训。在其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职业培训可以使他们较快适应城市社会，提高生存技能。政府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储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和专业技术的培训与指导，使他们更好认清城市中的就业形式和压力，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定位，提高他们的社会竞争能力，同时培养一支有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推动我国的产业加快发展。尤其是用人企业，在工作中开展教育活动、技能培训在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充实业余生活的同时，又能帮助他们整体提升劳动技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又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促进心理社会适应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人口学基地重大课题“第二代移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