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全面“维新”
以“中体西用”方式谋求挽救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技术改良运动最终由于甲午战败而结束，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在19世纪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很多士大夫真正意识到了国家民族面临的灭亡命运，“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他们开始批判“中体西用”的观念，要求深入的社会变革。如变法倡导者严复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是因为中西文明有很多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主张者康有为积极宣传西方的政治文明，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于是，维新派发起了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全面学习的改革。在政治上兴民权，开民智，改良司法等;经济上提倡实业;教育上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等。然而，历史在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滑稽的一面。口口声声主张“开国会”“设议院”的康有为却依然信奉“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所以当顽固势力反扑时，这场维新运动便昙花一现。不过，这场改革运动还是在封建统治上层集团中引起了共鸣，并由此引发了对顽固派行为的不满。如李鸿章就表示：“太后临朝，诛遣十数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显然，部分统治者认识到了清朝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从新政仿宪到民主共和
虽然顽固守旧势力阻止了政治维新运动，暂时避免了手中权力的旁落，但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革命潮流的兴起。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后留下的残局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荡，清政府当权者不得不自我解禁，重新走向社会改良的道路。如慈禧在1901年颁布改革谕旨时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清廷开启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变革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设立资政院、咨议局，“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等，但随着皇族内阁的出台终结了这场新政改革的命运。然而随着新政的推行，“改革的回归，民主化过程得以重新恢复并迅速走上正轨、达到高潮”。
在这种状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夷夏”思想观念，并将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如针对中国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孙中山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还对中国传统旧道德提出了强烈批评，“中国之积弱不振，其根源乃是起自道德方面的”。其结果，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将清政府推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导致了辛亥硕果的旁落，民主共和内容更多地流于形式。对于这样的结果或由众多原因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全摆脱“夷夏观”思想影响，没有做好“拿来主义”这篇大文章，应是原因之一。
“夷夏观”思想在近代历史中的变迁结局告诉我们，作为中国古代曾经是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物的“夷夏”思想，使中国长期居于优越的地理文化意识，将华夏与域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并使其渐渐落伍，以致近代世界文明出现并与中华文明碰撞时，对“夷夏观”传统思想构成了严重冲击。对此，近代时人不知所措，甚至不再那么自信，不得不重新认识华夏与世界的关系，因而“师夷”“维新”与“民主共和”轮番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无论清朝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更多地陷入了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以致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成功。总之，作为传统文化思想必须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永续的生命力，紧跟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