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观的形成
“夷夏”观，又称“夷夏之辨”，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并经历了由地理概念到文化意识的转化。经过先秦时代疆域开拓，便有了“中国”一词的地理定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中国”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周朝人统治的地域，他们自认为位于大地中央，对四方的民族居住地则称之为蛮、夷、戎、狄，正所谓“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到春秋时期这一概念出现了相应的异化，开始融入文化观念，如《左传·定公十年》曾这样描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也将“华夏”称谓定义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这意味着，华代表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华夏”就是“身穿汉服的礼仪之邦”。显然，从文化角度来讲，那就是“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从此，这种“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意识长期主导了中国社会思想，并演化成一套“宗藩”体制且等级分明的思想体系，以此看待外部世界，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等。然而，这种“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在近代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层面意义的变动。
近代“师夷长技”思想的萌发
1840年鸦片战争在带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还冲击了中国传统“夷夏观”思想，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面对英国舰炮的威胁和开战的决心，部分士大夫抛弃“居天地之中”的传统思想，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刺激了魏源对传统“夷”观提出了新看法。他在整编成书的《海国图志》中就指出：“夷蛮戎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贯穿今古者，是赢寰之奇士，城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还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有别于传统“夷夏观”思想体系，还反映了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思想观念。
“中体西用”的实践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也继续改变着传统“夷夏”思想。对于战败的结果，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技不如“夷”，“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样“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应时而生，一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进行技术学习的革新运动兴起。因此，在运动中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打着“求富”的口号创建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一批民用工业;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通过兴办京师同文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了大量近代人才等等。
应当说，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洋务者们始终无法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如洋务运动领导者奕訢曾直言：“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扰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很显然，在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技术改良运动很难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一些士大夫还是借中西交流之际对东西文明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突破了“夷夏”思想的认识界限。王韬重新解释了“华夷之辩”，他认为“华夷”文明是相对的，并提出：“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还指出了英国政治文明之所在，“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一致赞同)，然后举行。”郑观应通过“夷夏”对比，道出了清廷封建制度的落后性，“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行政专制”，并提出，“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可见，这场不成功的技术革新运动带来了更多新思想，为以后的政治改良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