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问题遮遮掩掩，不敢面对。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了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把债务进行重组，反映了一些情况，市场人士非常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7%、6.5%还是6%，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敏感的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敏感关心宏观数据，比如说GDP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CPI、PPI零点几个点的变化，市场的专家马上就长篇大论，但是我们细想一下在座的校友企业家，跟你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当然各行各业不一样。
所以媒体、专家不停在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当前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③ 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
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的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国大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并不认同政府随意的大规模的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当某天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会下降，社会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如何引导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④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我们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至于怎么调整，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是讲总量、结构、创新、企业家精神，是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我们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有根本性的调整。
最近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对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紧迫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的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每天报纸上讲的是什么，是重点讲消费吗？我们战略方向调整最后肯定消费的贡献率最高，结构是消费，慢慢往这方面过渡，但是现在形不成力量，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如果在复旦校园里讲，尽管对居民消费的高与低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来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的中间消费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的强调，多少年来这么多的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费的规划，内容很多。
⑤ 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
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我们比他们要多考虑渐进改革中间的协调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事情很复杂。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千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