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编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潘石屹、张朝阳、龙永图、任志强、张维迎、周其仁、高西庆、阎焱、陈浩武……这是一群在商界、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拥有独特的经历，体会过艰难困苦的岁月，极具远见卓识。他们曾在迷茫中忐忑徘徊而最终顿悟，曾在痛苦中执蓍奋斗而迎来希望，也曾在欲望中摸索前行而获得成长。
他们聚首于此，追忆往事，回首他们的青春岁月，分享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所彻悟的生命真谛。如果人生只是一连串的偶然，我们又该如何选择道路、追逐梦想、实现价值？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中国金融史进入新的篇章。
高西庆，中国投资公司掌门人。他出生在中国西北，当过铁路工人，做过工农兵学员，研究生毕业后赴美留学，又在华尔街做起了律师，之后他毅然转行参与撰写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投身于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曾两度任职证监会，操盘过中国社保基金，之后又走马上任中国投资公司一把手。
我们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
直到今天，中国的证券市场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的市场。所以，对我们这些早先鼓吹、开拓证券市场的人也充满了争议。只要上网一看就知道，骂我们的人很多。
而对我们自己来说，一辈子就那么长，在这一段经历中，我们所经过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我们这些人当时聚在一块儿，其实只是对美国的金融系统感兴趣，并没有把它跟中国联系起来。我们只是认为这个系统太精妙了，尤其是李青原，当时她拿来了很多马克思、列宁的语录，其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银行是一部极其精妙的机器”，这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当然谁都可以拿来用。我们想着，在某一个虚幻缥缈的将来，中国人也可以把它拿来使用，但是没有想过是什么时候。
大约在1987年年末1988年年初，王东明到美国来看望王波明。聊了几天之后，王波明说，“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吧，在中国建个股票市场”。王波明刚说这话的时候，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当时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不同，要建一个股票市场，建一个资本主义的最核心的最精妙的机器，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这个已经提出来的意见振聋发聩，我们就开始讨论，越讨论越觉得有意思。
后来，我们就开始搞各种讲座。有一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一次王巍来了，给我们讲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到198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中国很多年了，而王巍告诉我们，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级开始讲起，讲得大家非常振奋。他讲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中间阶梯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弥补上了。我们觉得不可能一步就建起高楼，但他告诉我们，其实这座高楼已经开始建了，虽然还没有电梯，但是用竹棍搭的梯子已经有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感到已经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认识，那说明基础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定要写一个建议，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白皮书”。参与的一群人中除了我和王波明、王巍，还有刘二飞、茅桐、王大伟、李青原、盛溢，终于在1988年5月份把它写了出来，包起来之后插上鸡毛交给王波明，让他送这封“鸡毛信”回国。在那年的7月31日，我离开美国到了伦敦，一路上把欧洲主要的股票交易所全部参观了一遍，都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自己联系，一个挨着一个地找人。能找着人的就预先找人，实在找不着人我就找上门去，学着李青原的干劲，敲不动门也要推开门进去，跟他们去谈。我的几个原则之一就是做事要有干劲，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一定得这么干。就这样去了很多地方，把每个地方基本的法律结构、规制都学来，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全部学会，幸好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书，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展到了操作层面，于是就去问他们更详细的东西，在操作层面上究竟是怎么做的，例如具体上市公司上市之后该怎么办，怎么对付坏人，等等。
如此走了一圈，大概看了十几个交易所，其中最痛苦的是在法国，怎么也拿不到签证。我到了伦敦，有300多个人排队，后来又说你得到荷兰、卢森堡去拿。就是进不去法国。后来，我就干脆直接上了火车。
还有米兰交易所，这是我去过的所有交易所中最热情的。意大利人充满了激情，非常豪爽。他们一听说中国人要来参观交易所就说“太好了”，而别的交易所听说我们要去，都说：“你来看看可以，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想了解了解”，他们就觉得很滑稽，一个中国人要来看交易所？那就看看吧！因为他们觉得这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只有米兰交易所，从董事长到总经理都非常高兴，跟我谈了大半天，领着我把整个交易所转了一圈，还在交易所里留了很多影。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我飞到了孟买，参观了孟买交易所，又经香港回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