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完备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游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国企高管更是被称为“红顶商人”。权与钱的化学反应，极易导致权钱形成攻守同盟，抵制一切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拥有资源分配权却身处监督盲区。
政企不分又缺乏现代企业分权治理的约束机制，从而导致国企变成了部分高管们可以分肥套利的家族企业。当内外监督都失效之后，便只能依靠企业高管的自觉，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新华社此前报道称，腐败已经成了国企改革发展的头号大敌。国企改革发展与反腐倡廉看似分属两个范畴，实则紧密相连，要真正释放国企活力，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国企高管的有形之手为追求私利而干扰市场活动的健康运转。
四、真相·全世界都不存在“高薪养廉”？
高薪之下腐败频出，提醒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高薪”与“养廉”直接划等号，因为单纯“高薪”并不能把腐败的心理转化为廉洁的心理。清廉指数与工资多少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和反比关系。此前就有专家指出，高薪养廉是伪命题，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人的欲望是无尽的。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高薪养廉”说受到很多人追捧，尤其是在公务员领域，他们把新加坡、香港等地当作成功的案例。事实上，新加坡的高薪制一开始就被误读了，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1994年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约束。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而且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新加坡养廉最主要靠的还是体制，包括良好的法律体制、透明的财政体制，以及五年一次的选举制度，来遏止官员贪污腐败现象。
我国古代高薪养廉的效果同样不容乐观。作家二月河在谈到高薪养廉时曾说，“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五、国企高管薪酬合理化建议
养廉，还是要靠体制机制。国企“高薪养廉”实际上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严格的监督体制、管理体系，进而规范国企领导的行为。高薪无法独立承担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养廉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奢靡之风。
要想高薪养廉，离不开制度监管与公开透明。国企也一样，国企反腐，不能仅靠国企领导洁身自好，让企业高管年薪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势在必行。
至于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化，并不是简单的降薪就可以解决，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应该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下进行，需分类监管的到位、公司治理的健全。对于垄断国企高管来说，考核的标准应该更高更严，因为企业本身拥有很多天然竞争优势。而对于非垄断国企高管，则应该参照市场化考核方式。考核内容要多样要创新，既要与企业效益挂钩，也要与社会责任、创新管理等挂钩。竞争性国企高管薪酬市场化、科学化，有赖于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从而让竞争性国企高管光明正大拿市场化薪酬，造就更多的优秀企业家，推动改革进程。
资料链接·国外的国企如何给高管发薪水
国企并非是中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国企，基本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高技术行业，如电力、电信、邮政、铁路、航空、公路运输、石油、核能等。国企高管的薪酬也一直是国外公众关注的焦点，其高管的薪酬并非一成不变，经常处于调整之中。过高容易引发社会争议，过低则难以吸纳优秀人才。公开、透明、合理成为了欧美国企高管薪酬制定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自己的难题。
俄罗斯：国家杜马多次建议限薪
一般来说，俄国企高管的收入由工资、补贴和奖金组成。补贴最高不能超过工资的75%，并要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俄国企高管收入情况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有很大区别。据俄媒报道，俄国企高管收入大体在月薪22万卢布左右，大型国企销售总监收入约为月薪18万卢布。俄政府部长年收入在300万卢布以上，相比之下，俄顶级国企老总的收入要多得多，比如俄国家石油公司高管年收入可达6000万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