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反腐持续增温
阳春三月，两会刚刚闭幕，反腐大戏便再掀高潮。3月15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成为30年来中国汽车行业涉嫌贪腐的最高级别的高管。
第二天，中纪委再发力，擒下有着“西北虎”之称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中石油集团党组成员一般常设9人，目前已有王永春、李华林、温青山、王立新和廖永远5名党组成员落马，塌陷过半。
去年以来，从中国联通、南方航空到一汽、中石油……，国企领导的腐败问题频被爆出。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统计，2014年至少有70多名国企高管落马，而自去年底第三轮巡视工作开展以来，就有14名央企高管被调查或处理。春节过后，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对象确定为中石油、中移动、国家电网等26家央企。目前，这26家央企专项巡视正在进行，廖永远被查距离巡视组进驻中石油仅半月有余，国企反腐风暴推进之迅速，可见一斑。
从大量案例可以看出，国企腐败尤以“一把手”最重。身居国企中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要职者成为腐败的高发人群，占到国企腐败的一半以上。从此前的中纪委专项巡视反馈清单可以看出，党政机关在反腐中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国企身上。
二、历程·从“劳动与所得不匹配”到“天价高薪”
国企领导人并不是一直拿着今天这么高的薪酬。对于国企高管的“高薪养廉”问题，开始于改革开放中间出现过的所谓“59岁现象”，又称“最后捞一把”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褚时健。1999年，时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71岁，因贪污174万美元被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至17年。褚时健效力红塔集团18年，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达到 400多亿元，为国家贡献利税超过800亿元，而18年来他的总收入仅80多万元。
付出与所得严重脱节，导致其心态失衡。该案促使政府领导开始关注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问题，引发了国企领导人薪酬制度的改革。后来众多专家依据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高薪制提出了“高薪养廉”，认为高薪就可以保证高管们勤政廉洁。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年薪。褚时健被冠以“体制牺牲品”的同时，结束了那个“国企领导人创造的价值与所获的收益严重不匹配”的年代。随之而来的，让国企高管的“天价高薪”、“职务消费”等成为耳熟能详的字眼。
30多年市场经济疾行，关于国企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与国企领导人的监督管理问题，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近年来，在针对国企诸如“国进民退”、“垄断福利”、“与民争利”、“收入过高”等众多民意词汇中，“高薪”是坊间集中火力炮轰的对象，也是贴在国企高管身上最突出的标签。
根据全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生的统计，国企负责人比政府官员同一个级别的工资高了5—8倍。国企领导拿着更高的薪水，为什么仍然不满足而深陷腐败？
三、国企腐败频出的思考·高薪不能养廉的症结
权力一肩挑，手中有资源，寻租有空间
我国国企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化色彩比较严重。国企不是官场，但却具有和政府机构相似的组织架构和行事方式。国企实行公司化管理，又具备行政级别；其高管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是党政干部，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不同层次的负责人，都对应着不同的行政级别，人员梯队呈现行政化色彩很浓的封闭金字塔状。
由于掌握了大量资源，央企领导干部寻租的机会很多，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很大。许多国企领导人不仅拥有行政级别，有的甚至党政权力一肩挑，同时掌握着比政府官员更多的资源分配权。一些高管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这“三重一大”的议事规则规定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绕开规则有时看似是为企业发展争取了时间机遇，取得了巨大利益。然而，这种以言代法的做法为利益寻租、权力自肥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