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重点发展目标之后的其他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的投资增长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房地产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市场经济由于各个经济主体的自担风险和自负盈亏特点，对盲目扩大投资有一定制约作用，但由于经济主体间权利缺少制衡和风险承担的不对称，仍会出现好大喜功的非均衡发展，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明确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责，引导社会转向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整体社会福利。
【关键词】 固定资产 房地产 创新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一种经济形态的产生，源自基本的物质环境，短缺导致需求，习俗形成共识，共识衍生出文化与理论，理论提升并固化为规则和制度，制度则强化改造社会与经济结构，并内在地产生对相应技术的需求，技术从社会的微观层面产生，但会演化为一种强制性变革力量，进一步改造物质与社会环境，建筑、建设与社会建构，遵循的也基本上是这一逻辑。
改革开放后中国投资增长形成新的经济动力
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重点发展目标之后的其他产业发展不足，特别是民生用品的严重短缺，这种情况不光中国存在，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及当今的朝鲜都存在，这是经济资源严重偏向于某一方面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但与此同时，短缺本身即意味着需求，也即存在一个现成的、广大的、显性市场，从而成为市场化改革后最丰富的利基市场。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仅仅是放开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就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感觉即使在严格的计划管制时期也没有被消磨掉，更主要的则是它们有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地理便利和地方政府的开明思维，当然也因为这些地区多年来处于海防前沿而没有工业基础，只有放开思想和打开国内外市场，才会有迅速发展的机会。
发达地区的官员大多见识较广，特别是毗邻台港澳的东南部地区的官员和民众都清楚中国内地与境外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与引资路径，他们对上要政策，对内营造环境，于是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调整税收，设计并颁布实施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所谓筑巢引凤，即为此举，其时饥不择食，多多益善，从而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及产业结构的低值化与重复性也因此泛滥。现在看，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简单地批评指责并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但当后进地区依样学习和跟进，发达地区又迟迟不进行经济调整时，局部的、本可以很快改进的问题就成了全局性的问题了，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则又受到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和有限的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制约，最后则转化为不断加重的产能过剩。
工业化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口的集中及对服务业需求的提升，并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长期脱离农业转向工商业，这就是城镇化或城市化的演进逻辑，城市化的直接需求是房地产及其相关服务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又形成新的经济推动力量，从政府到普通居民，全都心向往之。
中国的投资增长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买的固定资产的工作量和与其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包括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的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三个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历史欠账，年均名义增长19.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7%；第二轮增长为1990-1999年，为沿海地区和开发区为重点，年均名义增长21.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2.3%；第三轮为2000-2011年，年均名义增长22.6%，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9.4%。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在第一阶段为11.7%，第二阶段为40.3%，第三阶段为48.8%。①
对于中国投资的成效需要进行经济福利分析。经济学家李稻葵等人通过对两个投资率的计算验证了中国投资的适度性。一个是境内投资率，用来衡量中国境内的总投资量，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GDP来计算，另一个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福利最大化投资率要比平均境内投资率高6%，比国民投资率高4%；2002年后则反过来，境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则比其高12%；2006年以后国民投资率则比福利最大化投资率高50%以上。1990-2008年实际投资率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