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的全球化挑战
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媒体可以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传播信息的同时提升民众思辨能力。然而，作为传播的新兴平台，新闻网站、个人博客、社交媒体等除了将传统媒体的功能放大发挥之外，同样也可以通过内容和观点来源的广泛、参与者的多元，以新的平台提升民智，提高人们的思辨能力、认知能力以及逻辑能力。
在新加坡，社会成员可以直接使用英文世界的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或是华文世界的微博、微信平台，这是长期扮演东西方文化交汇地的新加坡，在网络新领域再次得以发挥自身特长的重要原因所在。新加坡的脸谱Facebook用户已经达到300万，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与此同时，国外社会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对各自国家和政府进行监督、批评、质疑，所采取的语言、方式、力度，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加坡的网络社群产生示范或借鉴效应。
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的过渡转型，虽时间短暂，但网络媒体或平台却日益展现出惊人的渗透和裂变能力。民众借助这一平台的表达，声音集聚的能量越来越得到凸显。信息传播可以实现知晓、鼓动、宣传、教化的不同作用，直接影响政治的发展。这是媒体和政治关系的体现。透过社交媒体生成的观点、分享等传达出海量信息，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看法与评论的短暂、零碎特质，使得信息庞大而混杂，容易造成“金玉良言”与“泥沙俱下”同在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政府共同遭遇的是一个全新领域的挑战。
在民意迅速、大量的爆发式呈现中，信息传递具有碎片化、歧义化等特征，事件往往出现不止一个“版本”或被扭曲的现象。一个民生事件容易在各方民意“万马奔腾”下发酵，引发公共危机。网络时代的民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多元化的新媒体及其运作模式，导致多元主体对舆情产生不同的拉力。这些真知灼见或一家之言，都成为影响议题走向和最终结果的力量。
“社会参与的全球化”，蕴含了政府与民间对话关系的深刻改变的可能。面对网络带来的“利”与“弊”，政治人物必须接受，让自己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习惯网络世界里的“习惯性”批评，坦然面对嘈杂与多元的声音。这就需要执政者在社会治理领域具备新的思维意识，并通过社会机制和法律手段确保网络平台空间有利于社会正能量的凝聚。
新加坡网络治理的“平衡”策略
在新加坡，因为生活观念的改变，民众的社会表达和政治参与这些年也发生相应的改变。近年来的房价、交通、教育、新移民以及数位高级公务员涉贪腐等问题，激起了不少批评声音。各类声音和诉求的分贝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的一种体现，也正是因为网络载体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民众表达意见更为容易和便捷。
新加坡政府的网络治理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方面积极借助新媒体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另一方面采取不封锁、不屏蔽、以法管网的策略，力图达到“用”与“管”之间的平衡。
在利用网络接触民众、打造信息化路径上，新加坡的做法既有机制化的政府部门网络平台，也有个性化的政治人物网络平台，从而兼顾上情下达的顺畅，以及打造政治人物的社会媒体化特色，体现人性化、年轻化沟通的需求。截至2012年底，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已经设立229个facebook页面、92个Youtube频道、86个Twitter户头、20个博客、59个手机应用，始终保持政府与公众间的积极互动。新加坡政府很清楚，新媒体时代的选民是和上一代不一样的，对待民众思变求变的诉求，政府必须作出积极和必要的回应，以变应变。同时，政治人物也积极打造个性化的网络沟通渠道，通过个人的脸谱等社交媒体，分享生活点滴、活动更新、出国参访等细节，使用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和文字与民众保持活跃的互动。目前，包括总理李显龙在内的国会87个议员都开设了个人的脸谱户头。
此外，如何应对网络舆情，成为考验新媒体时代新加坡政府执政能力的新指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早在2010年就明确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会被网上一些虚构的反馈或受操纵的舆论所影响，同时他也指出，如果新加坡人希望政府认真看待，就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见。
一个例子是“人工草皮”（astroturf）现象。2010年，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备受争议，李显龙总理和多位部长都收到多封电邮，批评政府没有尽力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要求政府快速并大幅度地降低房地产价格，否则下次大选他们将不再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这些电邮论点相同，用词具说服力，风格也一致，并附上姓名和地址，甚至附上身份证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