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大众媒体必须把教育功能置于商业娱乐之上，才能维护社会公德，建设学习型而非消费型社会。为此，必须严格限制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累进遗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奖励民间的非营利公共事业，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英式的圈地运动，也不可能发展美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像拉美那样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却没有稳定生计，成为贫民窟。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发展城乡互补的合作经济，才能改变农民工不稳定的候鸟式打工。城乡交错而非超大城市的布局，有利于发展分布式农业，在中小城市的郊区发展订单农业，避免规模生产出现的“卖牛奶难”、“卖猪肉难”，甚至“卖大白菜难”的生产过剩风险，也降低长途贩运出现的市场投机和伪劣食品风险。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把小块农地的产权私有化固定化，会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给动迁农民巨额补贴成为食利者，赌博挥霍，不如给农民发教育奖学金，才能有序转业，自食其力。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绝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
孔夫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践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西方模式的市场主导本质是资本主导，资本无祖国，只有短期行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本质是技术官僚主导，官僚无群众，也不参与国际竞争，导致苏联的技术停滞，军工大于民生。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改革开放和混合经济，既能吸收先进技术，又能发展民生和国防。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五年计划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指引，对西方模式的失败教训认识不足，赶超过程重复不少西方的弯路。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总结历史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的发展、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克服西方分析科学的局限，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将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市场，只是工业化时代以前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优势，比西方市场模式更有竞争优势。马克思看到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更发挥了后进国家干部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能动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实践经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定会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
【注】陈平原文发表于《经济导刊》，在本报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