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古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邓英淘/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2.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营利的社区建设
市场主导的经济布局违背生态规律，必须由政府规划引导。中国沿海老龄化直追欧美，高地价导致教育成本大增，不仅加大城乡和区域差距，而且将损害沿海重点大学的研发能力。西方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如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都在小城市，中国重点大学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利于发展高科技，加大而非缩小地区差距。中国的发展布局应当划分为3个区：工商业主要留在沿海区，大量的行政、养老、大学、医疗机构应当从沿海迁往内地，避免工业污染从河流中游污染下游，同时也降低沿海地价，保留沿海制造业的竞争力。高薪的退休干部、事业单位移往内地，会极大提升内地消费，吸引农民就地发展服务业。西部干旱的游牧区为生态保护区，发展绿色经济。水电、宏观、金融政策要分区差别对待，不能一刀切。西方的宏观和金融政策无视地区差距,使欧盟难以持续。中国区域高度不平衡，不可能实行西方模式的全球化，因为中国的3个地区“不是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