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治理”的核心概念：作为“服务资源”的“大数据”
“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词汇和存在依据，无疑是由“数据”转化为“大数据”而来的。虽然对大数据时代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概念和技术”，而应该引申至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领域，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和扩展，其本身所具有的“云技术”特征，依然是最稳固、最鲜明的核心根据。
按照一般计算机信息的界定，“数据”（Data）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按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物理符号，可以是数字、文字、图像，也可以是计算机代码。信息接收始于对数据的接收，对信息的获取只能通过对“数据背景”11 的解读进行判断。“数据背景”是接收者针对特定数据的信息准备，即当接收者了解物理符号序列的规律，并知道每个符号和符号组合的指向性目标或含义时，便可以获得一组数据所载荷的信息。这意味着，信息的存在形式与实质就是数据，数据转化为信息可以用公式“数据＋背景＝信息”来表示。在汉语世界中，“数据”原指用于统计、计算的数值、数字，而且是具有一定“逻辑指向”的“数字”，属于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词汇,以至于“基于数据”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科学性、客观性色彩。
如果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事实”，是一种可以用“数字”表示的、更为精确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任何口头事实、书面事实的构建中，“数据事实”几乎成为所有“事实存在”的根本依据。“数据”代表着对某件事物的客观描述，数据可以记录、分析和重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数据”超越了“数字”的一般性，内涵了更为具体、更具逻辑性的特殊意义。显然，“我们经常把‘数字化’和‘数据化’这两个概念搞混，但是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实际上非常重”。12 在计算机出现后，“数据”则指“一切以电子形式存储的记录”，而“数字化”指的是把模拟数据转换成“0和1”表示的二进制码，这样电脑就可以处理这些数据了。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出版了他的标志性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13，他的主题就是“从原子到比特”，而不是针对处理信息数量的逻辑判断。显然，这里的“数据”已经不再纯粹的属于论证“1与2”之间的数字逻辑关系，而是致力于一种更为庞大的“数字资源”的整理、分析和应用。
以此为基础，我们来看待“大数据”是否意味着一种“大现实”？
“大数据”（Big Data）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与计算信息直接相关的专业术语，它直接超越了“数据”的一般性特征，而是指那些数据规模已经超出了“传统数据”的衡量尺度，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14 显然，“大数据背景”所指向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复杂多变，不仅包括各种规律性的数据符合，还包括各种长时段、非规则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数据，其数据所指向的意义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必须通过特定的“复杂运算”之后才可能有所显现。15
2011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发表研究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使得数据之“大”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生产”判断符号。2012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发布的一份名为《大数据，大影响》（Big Data, Big Impact）的报告认为，大数据就像“黄金”一样。2012年3月，华盛顿宣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倡导“脑计划”发展战略，加强从大数据提取、分析主要信息的能力。此后，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推出与大数据应用相关的战略研究，一场关于“大数据”的战略争夺自此拉开战幕。
但是，“大数据”成为一种日常流行性的学术概念，则是在2013年。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英国牛津大学维克托教授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大变革》，《外交》发表两位作者的《大数据的崛起》，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发表《大数据政治》的文章，美国Market Watch网站、美国科技网站“商业内幕”等刊文专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及其发展趋势，等等。这些专论都指向一个核心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即“大数据”的来临非同小可，认为“大数据”将改变商业运作、政府管理、生活方式、信息的积累，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伟大的变革。政论家认为，“大数据的民意和政治”将开启网络民主的新时代，指出执政者应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快速自由”的民意要求，善于应对各种“民意事件”；媒体专家认为，大数据时代使得任何有关“民生问题”的信息传播，都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技术专家认为，新的“移动革命”将产生“移动形态的大数据”，最终产生“移动性质的信息爆炸”；社会学家认为，信息增长量将进一步增强，不断制造出信息的碎片、歧义化，形成“信息分层”的新现实；哲学家认为，大数据开启了一个新的流动性“时间坐标”，开启了一个“信息时间”无所不在、到处侵扰的新型的现代性存在形态。
表面上，“大数据”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数据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已，本身谈不上什么新的更深刻的含义。“大数据”概念得以成立，还必须与“云计算”相联系。传统的数据处理根据已经不能适应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储存、检索、共享、分析等多重功能。倘若不加整理，所谓的大数据的网络空间就成为“塞满垃圾信息的旷野”。16 显然，“大数据”存在的根据是技术信息的飞速膨胀。但是，这里的技术信息并非纯粹的技术性范畴，而已经与全球化的生活、生产紧密地融为一体。从经济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治理、从政治到国际关系等，“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关键的根据就在于大数据背后所隐含着的“云计算”。对海量的、多样化的“大数据”现象进行“云计算”，可以快速获得各取所需的有价值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大数据”是一种“资料前提”，更是一种“资源前提”。
显然，“云治理”（Cloud Governance）的概念能够成立的逻辑前提，是网络化资源、服务的不断增加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其中，“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17 则是促使“云治理”走向社会、走近民间的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应用和操作概念。“计算机化”、“数字化”是网络化的技术前提与基本保证。当然，计算和存储的设备越廉价，人们对于各类数据的应用范围就会越广泛，应用频率就会越强，大数据之“大”的可能性就会增强。这是一个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普及的范畴。
这意味着，“大数据”的真实价值，即所谓“大”的价值本身隐藏于各种各样好像彼此无关、毫无规则的数据之下，发掘数据价值（即数据发掘，Data Mining）、征服“数据海洋”的“关键性动力”，就在于“云”的逻辑计算能力。随着数据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处理数据的技术将跨越式提升，“算法”会更加高明、高效，不仅软硬件升级，人类对数据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数据量扩展并不等于一个公司或机构具备拥有和利用大数据的前景，能够进行数据的深度发掘与关联性建构才能称得起拥有大数据。在20世纪末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象时，我们最大的关注点，是对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网络化现象判断与反思。而今天，我们再讨论相同的问题时，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以PB（即1024TB，1TB 18 ＝1024GB）为单位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19 的各类“数据事实”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从单独应用的计算机到互联网，从纯粹数字交换的互联网到更富有精神性交往的社交媒体，从聚合各种数字化资源的智能手机到物联网相继出现，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已经实现了高度结合，各种以“数字形式”存储的“数据库”以几何级数增长，其数量之大，已经无法进行准确测量，只能进行估算。一般认为，人类当下一年生产的“数据量”至少是上年的150%。这意味着，从“数字”到“数据”，再到“大数据”，本身已经不再专属于“技术发展”的范畴，而是指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运行）形式、模式发生变化的重要象征和线索。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个体化存在、群体运动和社会运行诸多崭新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