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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做到“无处可见,无所不在”(2)

“国家过大,社会过小”引发的衰落风险,会不会推动其由威权治理走向民主治理

掌控基层组织

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是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旧称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具有半民间、半官方的性质。

所谓半民间,是指这些组织在理论上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从属于政府,具有政治中立的特征。而所谓半官方,则是指这些组织在实际上已成为行动党的外围组织和行动党政府的延伸组织。这是因为管理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董事会主席按规定须由政府总理兼任,董事会副主席和总执行长一般也由政府部长兼任;人民协会又掌控了基层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财经批准权和章程修改权。长期执政的行动党及其政府可以通过掌控人民协会进而掌控基层组织。

新加坡的基层组织承担着沟通官民的桥梁及政策执行工具的职能。例如,作为沟通基层领袖与居民之间的枢纽,居民委员会通过为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在其所属的组屋区为居民主办各种活动、协助维持和改善组屋区的居住条件等,服务着六到十座组屋。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选民会在大选中坚定支持行动党,也会在大选之后积极维护政府政策。

党与工会为伴

新加坡行动党注重建设“劳”“资”“政”共生关系,党与工会为伴,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具体体现在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建立和运作中。全国工资理事会(NWC)是“劳”“资”“政”三方合作成立的一个专门规划工资增长原则的协商机构,由15人组成。其中,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分别为5人,政府代表4名,还有1人是独立于三方的理事会主席。资方代表主要由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和新加坡工商联合会派代表组成,劳方代表都来自听命于行动党政府的职工总会,并经由劳工部长任命。政府代表分别为劳工部、财政部、贸工部的3名常任秘书和经济发展局主席。

全国工资理事会得到行动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劳资政三方权责平等,每个理事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每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为“NWC年”,理事会就加薪问题(1980年以后还涉及提高生产率、工作绩效、人力资源开发、年终花红福利等问题)进行一系列闭门会议,通过三方平等协商达成共识,并将协商结果形成年度“加薪指南”等相关议题建议书提交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无权更改加薪建议,但可以暂存不议。而一旦总理接受这些建议,内阁即为这些建议背书并向全国公布,使之成为各行各业开展劳资集体谈判的重要参考。据学者郑振清对新加坡工会运动与劳资三方代表协商机制的研究,大多数雇主同意根据这些共识、建议与工会开展集体谈判,而下属工会也听从职总中央的号召,在NWC的建议框架内争取有序的工资增长。

在现实中,在行动党登台执政的数十年来,新加坡的反对党未曾赢得过大选,只赢得议席。但今天,反对党赢得大选登台执政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由于反对党的制衡和大选的压力,使得强势的人民行动党能够戒慎戒惧、不敢懈怠,这也让新加坡一党优势的威权政治不至于过于专横,更不至于走向腐败。从目前趋势来看,新加坡正在走出威权治理,走向民主治理。不过,威权与民主并不绝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的。因此,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诸如“包容政治—果断政府”等对立统一的执政理念。“包容政治”追求更多民主和不同声音,“果断政府”强调拥有权威和雷厉风行。两者动态平衡,才能相得益彰。当然,这种平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平衡。

(本文系2005年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之比较”阶段性成果,原文章标题为“新加坡一党优势的权威治理方式”)

(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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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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