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布林克利在其巨著《美国史》中评论道：“里根在上任时曾经许诺在四年任期内平衡财政预算，但预算赤字最后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他在八年任期中积累的国债规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国债的总和。1980年以前，美国最高财政赤字是660亿美元，而整个80年代年度赤字一直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累积从1980年的9070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3.5万亿美元。”
从上台到卸任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发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同时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减税的同时,里根全力的加入到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之中，军事开支大增。巨额的财政支出使其第一个任期内创造了累计高达6002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超过1933-1980年间美国历届总统任内赤字总和。军备竞赛的结果是铁幕之后的苏联被彻底拖垮。所以，不少人认为“里根经济学”赢得的是冷战，而不是经济成就。
放松管制是“里根经济学”的另一大法宝。“作为缩减联邦政府作用的一部分，是罗纳德里根的竞选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除了消减政府的繁文缛节以及一些对经济发展尤其不利的有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管制外，里根政府并没有一个如何改变管制或者替代管制的全面计划。里根政府仅仅成功的实施了两个放开管制的法案——1984年灾难性的《嘉恩圣杰尔曼银行法》和《有线电视法》。与普遍宣称的情况相反的是，其他所有放松管制的立法其实是在卡特时代颁布或者酝酿的。”《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不留情面的否定了里根有关放松管制雄心壮志。
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府管制的高峰。管制机构的从业人数从1970年的2.8万人增加到1979年的8.1万人。有人估计，在1980年时单是执行当时美国已有的规章制度就需要每年耗费12亿个小时的工作量。所以里根在就职仪式上一句“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本身”赢得了满堂喝彩。但根据《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联邦管制人员人数又增加到了107000人，而预算也增加了18%，其中预算增加最多的是环境保护、银行和融资方面的管制。”
回到当下的中国，“里根经济学”比美国有着多的支持者，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缩紧银根也就自然成为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但如果他们能够认真的研究“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和执行之间的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轻率的开出药方。
实际上由于中美税收体制的巨大不同，美国的减税和中国的减税完全是两码事。美国的税制主要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占据了税收的大部分份额。减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而在中国，税收的主体是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企业发展的动力。但对富人的财富，由于现有税收制度的缺陷只能征到很少的税。中国一方面需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同时更加迫切的是完善对富裕阶层的征税办法，让直接税制逐渐取代间接税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税制的全方位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减税。
说到政府管制，中国最主要的管制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审批制度，这些审批制度在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里根的减少政府管制的施政主张之所以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是因为众多的管制法案实际上是规范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在当下的中国，在众多领域需要的是对市场真正能够进行规范的有效法案，也就是说，将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段的管制方式过度到通过法律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引导才是当务之急。
同时更应该看到，现实的中国比起1980年代的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从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水平，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顶多相当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用美国80年代的药方治疗当下的中国经济，就如同用伟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完全不对症。更何况里根自己给美国开出的的药方，不过是“说好要用降压药，最后用的兴奋剂”。（本文为节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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