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务派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的过程中，作出了“体用”的价值判断，提出了“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是调和中西文化的一种理性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理应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对当今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 指导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御侮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是调和中西理性的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它指导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决定了运动的最终命运，理应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但仍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厘清其发端发展的路径及其失败的历史原因，以期给今天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
从时间上看，1895年4月，沈康寿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首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然而，系统深入地进行阐释，集“中体西用”理论之大成者，还得数张之洞。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给“中体西用”下了确切的定义，将“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化。在他看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①。”这就从位置和功能两方面论证了中西学之间的关系，使得“中体西用”更具体更系统也更凸显其理论意义了。“中体西用”思想由张之洞在甲午战后系统地加以阐释，并由光绪皇帝下诏颁行天下而影响全国。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一种文化观念，一种匡时救世的文化政策，却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中国人的基本共识，更是洋务派在中西文化碰撞后采取的文化选择模式。张之洞只是当时“最乐道之”者，而非他人不道也。
学界普遍认为，冯桂芬是第一位提出“中体西用”主张的思想家。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可以说这是“中体西用”思想最原始的表达。而后，李鸿章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奏折中认为：“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③薛福成、王韬二人则是用“道与器”和“形而上下”的概念来表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在郑观应看来，“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④作为晚清普通海关职员的李圭对“中体西用”的阐述更具独到之处，他认为：“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⑤足见，李圭此时的“体用观”已明显进步于冯桂芬的“主辅论”。由此可见，洋务人士在阐释中西学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在表达称谓上表现出不一致，但究其思想本质而言，却如出一辙。
据此，我们认为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中西学的功能地位上始终强调“体与用”、“本与末”以及“主与辅”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中西文化观，它贯串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维新运动的发展和“新政”改革的进行。
“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时人皆叹“天下之局大变”。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采西学、制洋器、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技师等活动次第展开，借诸国富强之术以自强之风骤然兴起，一度“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蔚然成风。⑥然而，不管是“采西学”“制洋器”以期“求强”，还是“立工商”“兴商务”以望“求富”，没有先进的科技知识，没有精通西学的人才，大清帝国富国强兵的梦想也终难实现。
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致函总理衙门提出调整科举考试制度的主张，意在强调尽快培养懂洋务的人才。1875年，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折》中指出：“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⑦在他看来“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⑧。”所以，洋务实践家们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以期造就选拔新型人才的主张。1881年，醇亲王奕譞上奏提出要培养“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⑨”。曾国藩在其日记中也曾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⑩然而人才之有无，在乎诞生人才之制度。因此，时人对西政尤其是西方议院制度的介绍逐渐多了起来，这也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努力方向。
譬如，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认为西方的议会政治“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并进一步表达了采西方议会制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同样，张德彝认为西方议院能“举办一切，上下同心。”徐建寅认为西方议院“可以通人情，可以交上下。”而在薛福成看来，西方“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马建忠则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在于“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晚晴外交家曾纪泽更是倾慕于西政，他在《使西日记》中不加掩饰地认为“（西方国家）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则说：“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遂倡导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则长治久安之道，国有可期矣。”由此可见，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内容的逐渐深入，“中体西用”思想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发展，开始由浅入深，由器物逐渐触及政制。因此，我们说在甲午战前“西政”早已进入人们学西方的视野；在张之洞之前“西政”也早已被人认识、讨论和研究。所以，谈“西政”并不是张之洞个人独享的专利。
“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
考察洋务运动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整个运动遵循着判断、认同和选择的路径，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当鸦片战争的炮火纷飞硝烟弥漫，八旗绿营溃败千里如鸟兽散，人们从天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迫切寻求中国致胜的法宝和富强的道路。在“求强”“求富”的号角声中，洋务运动匆忙间搭起了西学的舞台。然而，“求强”“求富”仅解决了“为什么学”的问题，更重要的“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则由“中体西用”来解答。可以说，“中体西用”思想历史性地化解了东西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完美地解决了学什么和如何学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自强御侮运动。在那个西学猛进的时代，学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是历史大势。闭门造车等于坐以待毙。然而，在一个有千年封建历史的大国里，传统被视为“圭臬”，想轻轻触碰传统之权威已属不易，更何况还要拾取“夷族蛮邦”之“奇技淫巧”，那如同自毁性命玩火自焚。在“求强”“求富”的呼声中，洋务派创造性地提出了“中体西用”理论，究其根本还是为了保持传统的至尊地位，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依然是“本”是“体”，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过是用来“卫吾之道”的“末”和“器”罢了，这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向西学的阻力。正如汪澎白先生在《艰难的转型》里说的，“文化系统的器物层面的变异不致于严重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体制与心理结构，因而遇到最少的情绪上的抵抗。”
从冯桂芬的“主辅”到李鸿章的“本末”，从王韬的“道器”“形而上下”再到李圭的“体用必备”，最后由张之洞总结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不论是出洋大臣还是洋务实践者及思想家，不管是洋务派还是早期维新派，处在那个运动以骎骎之势日进的时代，对中西文化的认知也呈日进突破之态。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观，一种处理文化冲突的权宜之计，一种调和中西文化的理性模式，是伴着洋务运动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
可悲的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是被动中的无奈之举，是洋务人士的“应急之作”，它历史性地圈定了西学传入的范畴和规模。当运动一旦突破“器物”层面，突破“中体西用”设定的框架，必然就会导致运动的夭折。正如曹锡仁先生分析的，“功利的文化态度虽然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却不能从长远上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发展机制。”理论随着运动的深入，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