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的“民主化”走向与哲学的自我启蒙
人的心灵的“自然趋向”并不等于它就是合理的，正如康德通过“理性批判”，揭露理性的“自然趋向”的佞妄一样，洞察并揭示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背后所蕴含的“野蛮”本质，自觉并反省哲学这种“高贵的野蛮”与现实的人的存在相敌对的本性，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深化哲学的自我启蒙，这是现当代哲学值得关注的重大趋势之一。
具体而言，现当代哲学反省“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并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哲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宰制欲望，自觉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丰富多元的生活样式、生存经验、文化形态等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一员。其次是哲学与“他者”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以自身原则作为绝对标准来规范与此原则异质的存在的总体性、排他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捍卫、守护“他者”和异质性存在作为哲学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最后是哲学与批判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免于批判和质疑的话权霸权，而把接受质疑和批判视为哲学在当代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条件，把能否自觉地为对自我的质疑和批判留出空间，视为“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分界线。
推动哲学放弃“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的第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当代哲学所获得的这一洞识：在“哲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比哲学更为基础、更为广阔和开放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于这一无限丰富多样、不断生成和创生的世界，哲学所能采取的合理立场和态度就是，承认生活世界相对于哲学所具有的优先性，并且把自身置于这一世界中，寻求恰切的自我定位。这里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哲学地位的位移”，即哲学从凌驾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王者和霸主位置下降到现实生活中，哲学的“王位”被废黜而成为现实生活中与其他意识形式、存在形态、生活经验等“平起平坐”的存在，哲学的“特权地位”与“贵族身份”由此被彻底褫夺而下降为“平民”。这一变化可称为哲学的“世俗化”。第二层含义是“哲学功能的位移”，即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现实生活的“理解者”和“推动者”。
在现当代哲学史上，马克思是实现哲学的地位和功能这种位移的重要人物之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传统的阐释经常仅从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虚妄立场的视角入手。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在更深的层面上指向了传统哲学企图从抽象观念和原则出发，强制性地要求和规范现实生活的独断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与理论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的观点，指出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1]，所针对的正是这种以观念来强制现实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与之不同，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其“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要求从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依此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他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颠倒，哲学曾经享有的特权地位被“粗糙的”物质生活所取代，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深层根据和基础。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指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把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推向一个更彻底的方向，无论是实用主义思潮还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抑或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都“证明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实践以及我们与人和物的交往中”[13]，哲学的地位和功能由此实现了彻底的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