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困惑和挑战
然而创新转型的道路从哪里来？面对生存压力，多少企业能够保持创业之初的锐意进取？
如果转型仅仅是从OEM、ODM到OBM，那么这样的转型带给企业的获利并没有理论上那样多。企业家们兢兢业业，却只赚到190美元中的6.5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缩水。于是，企业家开始寻找另一种形式的“转型”，其中的一些“探索”值得反思：
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的背景下，有的企业大举杀入房地产，有的则抛出所谓的“国际化”战略，有的则憧憬“淡马锡模式”跃跃欲试。
个别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有待商榷：通过投资渠道，企业家将真金白银布局海外，在中国留下一个债务重重的壳公司。这种“走出去”甚至演化成固定模式：从开曼群岛到百慕大，中国财税官员的地理知识不断丰富。
仔细观察全球产经，每一个世界级的公司，都会有一个中国故事。而国内企业的中国故事难道就剩下“走出去”一条路可走？
国内企业界出现“泛投资化”迹象也需要引起关注。风险资金和股权投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拿从银行贷款来的“生产资金”用于金融投机，炒作“比特币”等等。折射出企业家对于实体经济缺乏创业动力。
企业家的困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初，外贸出口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纺织轻工行业。如今，电子和装备制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攀升，而这些行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更高，产业升级和变化更快，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上层楼。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坐标得到前所未有提升。但是当前面临瓶颈：一方面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有限，风险很大。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业活力大不如前，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排列难以上升，综合成本的提高又使企业利润被不断削薄。
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升级转型道路艰难——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中再探中国经济的世界坐标
1978年，我国将经济改革确立为改革的主线，随后在1992年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设立为目标。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人口红利得到释放，举国进入“脱贫致富”的高速发展时期。
比较优势决定了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挖掘了中国劳动力和成本的优势﹔那么2013年起航的新一轮改革将要释放出中国什么样的潜力？本轮改革能否为中国经济寻找到新的世界坐标？
多名学者指出，即便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但是相较其他经济体，当前中国主要优势主要在于：政治稳定、改革红利、创新和消费潜力。
中国政治稳定、社会有序，这是中国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扎实基础。
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现代化程度不断推进。新一轮改革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制度、司法环境、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共识与改革实践，将再一次为经济注入活力，是当前中国最大红利。
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600美元，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22倍。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改革路线正从“以经济改革为主线”铺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同时，将“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落脚点。以此为契机，撬动内需市场，是支撑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最大潜力。
今天，中国只能从一台手机里赚到6.5美元，中国企业仅能从“特斯拉”的产业布局中分食“充电桩”的蛋糕。面对这样现实，中国企业既不会固步自封，也不应妄自菲薄。
回望1978年，很少有人预见中国会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尽管当前，“中国硅谷”仍然及不上“美国硅谷”﹔“雷布斯”们赚的比“乔布斯”少﹔中国制造还没有实力为“特斯拉”安上引擎。但是改革所激发出的市场活力，使得中国和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都有所不同，其内在潜能所散发出的光芒甚至不是其他“金砖国家”所能比拟。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1978年，国内人均GDP仅有300美元。彼时，国民经济基础更差，参与全球竞争的壁垒更厚。回望历史、洞察当前，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气，向改革的深水区迈进，在全球化的版图中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