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热”折射出一个问题：在中国进入WTO13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许多中国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依然有限，尚不具备输出技术、品牌、商业模式乃至公司价值的实力。
上海的招商官员很久没有这么兴奋了：23日上午，特斯拉位于浦东金桥的直营4S店揭牌，有望带动新能源汽车关联产业向上海集聚。尽管公众只看到了8辆Model S轿车和略显孤独的充电桩，但是“特斯拉”将其中国首秀选择在上海，留给外界许多想象空间。正如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钟晓敏所说，特斯拉和上海之间还将有“推进合作的动作”。
同渴望引入投资的官员一样兴奋的还有中国股民。这两天，与新能源汽车关联的多支股票交易活跃，“中国联通”更是受到与特斯拉的合作传闻影响，在4月22日盘中触及涨停。从官方、业界、媒体到资本市场，一股“特斯拉”热席卷而来。自“史蒂夫‧乔布斯”之后，Elon Musk和他的“特斯拉”有望成为下一个在中国受到追捧的西方商业故事，即便这家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相信媒体不日就将思索，中国的Elon Musk在哪里？中国的“特斯拉”什么时候下线？而这恰折射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进入WTO十三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许多中国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依然有限。与全球化的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输出技术、品牌、商业模式乃至公司价值的实力。
即便小米公司多次宣称自己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手机”﹔但任正非坦言：“一台手机赚30块，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和国内公司相比，苹果在2013年豪取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87.4%的利润。）
经济发展≠金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奇迹。近20年来，国内企业相继走出国门砥砺前行，参与国际间竞争和并购，中国金融、能源、汽车、电子、互联网企业登上国际舞台。
但是，国内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同时，其生产优势还集中在规模效应和成本控制上。在创新和高附加值领域，和国际竞争者尚有不小差距。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被简单的等同于规模增长。在不少在企业眼里，发展等同于规模扩大、市值增长。
“金钱发展”的背后，是对人口红利的充分消费，以及环境与社会所支付的高昂成本。与此同时，企业片面追求规模而忽视产业内部的升级与跨产业间的升级，亦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空间。
求规模还是求增长质量和发展潜力？这不仅是政府面对的问题，也是企业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为了一纸漂亮财报，联想1亿美元出售了手机业务。因为这笔交易发生在移动互联网大潮萌动之初，故而被业界公认是联想自成立后所作最糟糕的决定。一年多后，联想又不得不掏出2亿美元将其赎回。
力求扩大规模，联想并购了IBM的PC业务，在2010年至2013年间逐渐攀升至出货量全球第一。但在扩大规模同时，其PC业务利润率在业界排名却一直很低。2012年Q4，联想仅获得全球PC市场6%的利润，而苹果却以5%的市场占有率坐收全球PC市场45%的利润。同期，戴尔和惠普的PC利润也都比联想高。
亚洲开发银行估算显示，一部手机的成本约为190美元，其中多数被美国、日本、韩国赚取，负责组装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6.5美元。而为了这6.5美元，中国企业家艰辛守业，还要面对国内日趋走高的劳动力成本。就在这个月，国内大型家电企业格兰仕和格力爆出劳资纠纷，这不是孤立的事件。
如果规模不能带来转型，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得中国企业家手里仅有的6.5美元被进一步削薄。中国公司会逐渐感受到，巨大的规模有一天也会变成巨大的负担。
与地方政府曾经追捧的“GDP排名”一样，国内企业也经历了热衷“500强排名”、“市值排名”的阶段。似乎企业规模大了，“升级”和“转型”就不那么急迫。直到苹果的商业故事在国内大红大紫，企业家才喊出“一台手机赚30块，算什么高科技”﹔直到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出现拐点，国内企业才发现技术储备和发展模式不足以维持较高的利润。
“特斯拉”进入中国之际，国内企业留给资本市场的想象空间依然是“谁会为特斯拉建设充电桩？”这样的国际分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严重不符，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严重不符，与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严重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