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寻找对重要现象的恰当理解和解释。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理解了隐含其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存在论（ontology）。要理解发展于西方的理论的情境假设并非易事，这些理论是在特定的地点发展起来的，在当时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缺乏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哲学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借来的理论的情境假设的适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管理现象有限或是错误的解释。
其次是缘于强大的现状压力（及其所对应的激励机制）。目前的现状鼓励在国际性杂志发表文章，最理想的是发表在顶尖水平的杂志，而顶尖杂志基本都是在美国出版的。有学者观察到，大部分中国学者采取这种方式都是因为日益增加的现状压力，以及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偏见。这传递着一种信号：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压力也激励研究者去选取那些在这些杂志上所流行的研究题目、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最终，现状安排使中国学者选择了一条更流行的路——中国管理理论，而使得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管理的中国理论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中国管理研究前进的其他方法
未来的中国管理研究要做到既严谨又切题，就需要注重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在研究中认真对待情境因素。情境可以改变构念的涵义及构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说非常必要，对于普遍性理论(universal theories)也很有用。因此，发展有关中国的、包含“组织与其情境的‘共同进化’”的动态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变化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特征之一。使企业行为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法律与经济制度，也包括因为中国企业吸收西方企业实践经验所带来的组织文化的显著变化。中国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实验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想情境。Leung（梁觉）认为，那些发展于中国、最初只在中国独特情境内的中国理论没有理由不能成为普遍性理论，继而被应用于非中国的情境并被完善。比如，Ikujire Nonaka（野中郁次郎）在1994年所发展出的知识创新框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理论是发展于日本、基于日本企业的，但现在在西方也很有影响力。所以，注意情境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是很重要的。
其次，应改善现状条件。现状环境的改变需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上同时进行。在国家层面上，建议“基金组织”，比如，考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基础知识，它应当更多地资助那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此外，高质量的中文杂志也非常必要，因为这样一来，在介绍给全球读者以前，我们可以用母语促进严谨的有关中国管理现象的理论化工作。国际性的研究组织非常欢迎有新意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在学校层面，晋升标准及博士生毕业的标准应从对数量的关注转到对质量的关注。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变化都是外部的，最重要的变化应源于研究者本身。应当鼓励中国学者去追求更高荣誉的研究生涯，而非走一条平常之路。
最后，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界和实践界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应该勇于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创造好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面对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学者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他们需要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并且理解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含义。他们必须要精通自己领域的理论，并且了解这些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即使已经很好地认识了方法和理论，也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和理论化过程，除非学者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也有很好的认识。他们必须仔细了解本地的情境，发现最重要、最切题的问题，并且深刻洞察这些问题的本质。对于现象的深刻理解是促成美国学者过去几十年来能够发展出最有影响的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关键因素。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因为发展理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因此，中国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有没有勇气去对抗现实”。
对常规科学范式的批判性接受
波普尔（Popper）认为，理论只要是合理的、可以证伪的，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并不关键。大部分中国学者也是“波普尔主义者（Popperians）”，他们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理论，而没有关注这个理论的适用程度，或者相关理论的发展。即现在中国管理研究学界是不加批判性地接受着常规科学范式。这种科学范式只是引导学者去研究已经成功运用该范式的现象和理论，因此，在这个范式内的科学家并不以创造新的理论为目的，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创造的新理论。这样，科学家就变成了范式的奴隶，而不是主导者。笔者并不是说中国管理研究应当彻底抛弃常规科学范式，而只是想提醒学者们，在中国或其他情境下研究一些重要现象时，应能批判性地运用西方范式中主要的问题、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