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际发展机构才能声称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成功；也正是这一原因，我才有机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位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2012年，林毅夫结束在世行的任期，回到北大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并以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长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内从事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使得林毅夫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关注经济现实，既专注前沿也注重反思，形成了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制度内生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从他早年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到新近的《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从西潮到东风》等专著里都有所展现。
潜心研究 探求真知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那么多问题可研究，并能将所学所思贡献给国家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林毅夫的著作和获奖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有些观点也引起争议。面对批评、质疑甚至诘难，林毅夫不为所动、坚定不移。这种理论自信来自哪里？对此，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多年来持之以恒对经济发展本质的深入研究。
林毅夫说，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曾像《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然而，现实却让他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他逐渐感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在多年对学术的潜心研究中，林毅夫逐渐摸索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即以“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他认为，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不能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应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能够取得连续30多年年均9.8%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何改革开放前不能获得同样的高速发展？为何其他转型中国家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为过去30多年的增长奇迹，我们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其原因是什么？我们的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还能维持多久？……林毅夫深入思考着、探索着。
在一般人的眼里，几十年做学问、搞研究是个“苦差事”，但林毅夫却乐在其中。他说：“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是‘乐之者’。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那么多问题可研究，并能将所学所思贡献给国家的发展，非常有意义。我非常享受，从来不觉得苦，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