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一些过去疑惑于“‘西医能治得了‘中国病’吗”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正在转变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客户、企业、政府成为麦肯锡的服务对象。二是合作的模式越来越深入，过去是5年一规划，现在更多的是一年一年的长期合作。三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麦肯锡培养了一批中国生中国长的合伙人，这些项目负责人可以更有效、更好地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服务。“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余进说。
余进的这一感受，也得到了多家洋智囊高管的认同。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近10年一个突出的转变是，“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我们的客户仍以跨国公司为主，而现在80%以上的客户是中国本土企业”。
罗兰贝格全球执委会成员、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吴琪回顾10年来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表示有两个主要变化：一是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接受外国的咨询公司，他们的服务对象从最早的在中国的外企，到大的国有企业，再到中等规模的企业、民营企业，且后者的比例一直在增长；二是企业要求的“题目”越来越多样化，对项目实施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认为，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企业和政府，对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的开放度都比10年前好了很多，在接受程度上也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把智囊公司的建议采纳到经营决策之中。
“最早咨询行业兴起的时候，可能只给一个理念就受益匪浅，比如业务组合、产业链、供应链，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的快速传播，大家对仅是概念性的东西已经完全不满足了，客户需要确实能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吴琪说。
洋智囊为什么受欢迎？
虽昂贵，
但专业、保密、且有资源……
“洋药能不能治中国病？大道相通。只有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准确，集合全球最好的经验量体裁衣，才能够更有效，更好地服务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余进说。
2010年，麦肯锡承担了名为“四川省‘十二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的课题，最后的科研成果得到官方的肯定。这种肯定来自于麦肯锡在基础分析上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比如，它在进行基础分析的时候，把四川工业的内外环境结合起来，把四川放在全国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再比如，在分析四川工业的时候，不仅从总量上进行分析，还对四川工业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利润的增长和整个工业结构等进行了分析。
有人曾经提出质疑：洋智囊所用的某些国际化研究策略，本土智库也能做到。对此，吴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有许多信息是不能从二手的材料中得到的，只有在当地生活过、拜访过当地企业，才可以不停留在一纸概念上为客户提供深层次的、基于国际背景下的管理咨询。
黄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愿意选择国际战略咨询公司，一方面是需要国际视野，另一方面是本土的战略咨询公司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利益相关方，于是“国际视野下的客观判断”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