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这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
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窠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
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副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政府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
由此可见，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条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