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日我国的学术“守门人”，很多是“学而优则仕”，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染有官场陋习，对知识和学术缺乏足够的信仰和敬畏，因而很容易受人情、关系、利益等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无法公正、认真、严格地评价和把关。如此一来，我国大学教师队伍就像一支没有守门员的“学术足球队”。因为没有守门员，所以只好严格规定只有从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射进的“球”才算进球，否则一律不算。而这些角度与距离，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不断“创新”出来的一道又一道死“杠杠”：不是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算成果；没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不给晋升何等职称；没有获得什么级别的课题不能晋升何种岗位；等等。这样就使教师很多时候都无法为学问、学术本身而努力，而只能为一道道“杠杠”而拼命。为了这些“杠杠”，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弄顶乌纱帽，不得不变得八面玲珑，不得不放低身段，到处搞关系，“混个脸熟”。
为什么说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让校长参加校学术委员会”那样简单
在我国大学里，还有一种现象是：“改革”越来越频繁，考核越来越量化、奖励越来越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该现象与高校行政化色彩浓厚不无关系。
在我国许多高校里，行政人员一般占到了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这种过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校有限的办学资源被无谓浪费。而且，高校行政人员的身份是管理师生的“官员”，而非服务师生的“员工”。因为是“官员”，所以他们也很需要打造政绩，以利升迁。如何打造政绩？办法通常有二：
一是追求“高大全”。“高”是指让大学里大楼越来越高，“大”是让校园越来越大，“全”是让本、硕、博学位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在一些急于升迁的校领导眼里，只要轰轰烈烈地把高校GDP（这里借用经济学术语，主要指高校的总体发展规模）搞上去、彰显了“能力”和“政绩”，就OK了，至于在创造GDP过程中资源是否被无谓浪费、学校是否背上了巨额贷款、社会是否存在专业扩张需求等，则往往不在重点考虑之列。
二是不断“创新”校内制度。不管效果如何，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员眼里，似乎只要是改革，就意味着进步；只要是创新，就可彰显政绩，有利升迁，于是才有那么多花样百出的所谓改革创新。诸如，量化考核、教学评估、硕士生学制缩短、岗位聘任、期刊排名、没有什么级别以上的课题或奖励不能晋升何种职称或岗位，乃至没有出国多少时间以上不得评教授、副教授等。殊不知，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进步，某些仅仅为了个人政绩而进行的所谓“改革”，本质上不是进步，而是瞎折腾。
近年来，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很多，这些呼声中虽不乏过于理想化的表达，但也道出了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和大有可为。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让校长参加校学术委员会”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建学界对知识的信仰和对学术的敬畏，如何转换大学管理者的管理职能。
（作者为北航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