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造的内在逻辑与未来发展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国强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传统制造业正处于逐步向智能制造模式跃升的关键窗口期。中国智造既拥有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等比较优势，又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发身位，“十五五”时期，遵循技术变革规律、依托国家制度优势，以及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是我国加快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具体而言，一是依托技术后发优势，引领智造未来发展方向。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前沿探索，驱动科研范式创新；深耕专用人工智能应用，推动工业场景落地，加速从跟跑迈向领跑。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力智造技术攻关。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组建创新联合体；设立“耐心专项”长期支持，简化考核，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保障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三是立足超大规模市场支撑，落地智造技术应用扩散。开放应用场景，打造标杆示范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动智造技术向全产业链普及。四是践行有为政府治理，提升智造管理服务水平。聚焦统筹引导和公共服务，完善标准规范、数据安全等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边界，尊重企业自主权，激发创新活力。五是激活各类主体动能，培育共生共荣健康生态。完善产学研用协作机制，疏通要素流动堵点；构建区域协同网络，健全价值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5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国强，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战略、科协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史，主要著作有《前沿科技评论——全球视野下的创新发展与选择》《创新驱动：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主编）、《新时代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研究》（论文）等。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方向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刘志彪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制造”已从概念探讨阶段进入落地深耕的关键期，如何在中小制造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制造”落地的重点难点。
一是链主企业带动，搭便车融入。推动链上的中小企业使用链主企业平台、调适模型、对接接口，可帮助其化解“从零起步难”的困境。二是单点突破，小步快走。从一个质检环节、一个能耗管理环节入手，先把效益做出来，再向上下游拓展。中小企业不宜起步即规划整体性“工业4.0”样板间，这更适合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单点突破的优势在于投入可控、风险可控、效果可验证。三是政府扶持，降低门槛。政府可以通过向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相关服务的补贴、贷款贴息、共性技术平台、公共数据集等方式，降低企业入门门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工业云平台，让中小企业通过以租代购的方式，按需付费使用算力和模型。降低门槛的关键在于改变中小企业的成本结构，将一次性资本投入转化为持续性运营支出。（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5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球价值链问题，主要著作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经济学》（编著）等。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生产力潜力及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工智能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磊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潜力，推动知识总量剧增，带来深刻的社会冲击，并将引发全新的智业革命。新一代人工智能可通过“用产品生产产品”和“用创意生产创意”，为降低智能溢价、消化增长成本提供新途径。就技术发展趋势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和可执行智能体将发挥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由于基于算力的模型训练规模法则逐步失效，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正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和可执行智能体新范式替代；另一方面，促进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广泛部署，使得真实场景数据采集和多模态模型训练更加便利，为以智能机器人和自主系统为代表的物理具身智能率先取得突破创造有利条件。
在产业发展重点方面，未来十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智能终端和智能体部署为重点，前者保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稳定供应，后者则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和可执行智能体相结合，降低智能溢价。人工智能工厂模式是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产业组织方式，构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主要内涵。通过人工智能工厂模式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亟需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稳定供应、广泛部署应用导向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态发展和治理完善等方面协同发力，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生产力潜力转化为现实。（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5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工智能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交叉学科，主要著作有《中国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4）》（主编）、《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合著）。
推动青年发展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 倪邦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继承我们党的青年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青年发展的部署，集中体现这一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青年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政策依据和实践平台。
青年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主力军，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年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从我国人口结构看，青年发展更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些都构成国家发展战略对青年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实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既需注重推动国家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也要关注青年的现实利益，实现青年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此外，亟须聚焦青年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青年发展领域的国家立法，不断完善青年发展专项规划编撰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为青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政策保障。（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倪邦文，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博导。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青年工作。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历史视野与哲学思考》《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论纲》等。
服务消费的性质、国际经验与提振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宏淼
服务消费即消费者针对各类服务所进行的购买与享用行为。消费具有内生性，服务消费的提升是人均收入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的自然结果。梳理主要国家百年消费发展历程，可总结出若干共性经济规律：其一，消费是内生的，各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最优”的消费比例，外生刺激消费的效果有限。其二，消费结构演变与人均收入水平及发展阶段相适应，从物质消费到服务消费，持续演进、不断升级。其三，欧美各国服务消费（及消费型服务业）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其四，东亚经验更具参考价值，消费率随赶超阶段的推进而呈现“先降后升再趋缓”的特征。
“十五五”时期提振消费应转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寻求构建均等化、市场化导向的长效机制，以此稳定居民消费预期，稳步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具体而言，应以“均等化”为原则，推动发展权、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普惠；以“市场化”为导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转型升级；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人为本实施社会投资、发展新消费；多渠道“减负”，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扩展消费选择权和消费可行集，增强消费能力和信心。（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宏观经济与金融、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I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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