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空经济的法治挑战及制度因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高志宏
随着深空探测技术突破与商业航天发展，深空经济已从科学探索迈向产业化初期阶段，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空间利益格局的主要领域，其发展呈现空间特定性、技术前沿性、范畴综合性、阶段探索性等特征。这一新兴业态对传统法律制度构成挑战，引发主体界定、资源权属、责任认定等新型法律问题。因此，我国应围绕产权界定、责任分配、利益共享等关键议题，推动法律理论创新与规则体系重构。
随着深空经济实践的深入，法律体系亦需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更精准地适配并助推深空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人类对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构建深空经济法律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创新。在国际法层面，应形成涵盖全球性公约、区域协定、双边协议的多层次规则体系，覆盖深空经济的关键领域与跨境事务。在国内法层面，各国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法义务，构建相应的国内法律框架。从建构路径来看，我国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深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核心立法进程，健全配套制度与标准体系，强化执法与司法保障机制。此外，还应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同衔接，围绕立法衔接、执行协同、实践反哺、话语权提升四大维度构建完整路径，实现从被动接轨到主动引领的转型。（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高志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民航法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共利益的立法表达与司法考量》《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法理研究》《通用航空发展路径法治化研究》等。
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机制差异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刘闯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融入人类社会的多个领域，为文化表达与艺术创作带来深远影响，其背后隐藏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在认知机制上的根本差异：贝叶斯大脑理论认为，大脑并非仅仅依赖对外部感官输入数据的整理和概念化来认知周围的世界，而是通过构建关于世界的生成模型，以及其与感官数据的因果生成关系，来预测感官输入，形成具有解释性、目的性与情感深度的自然范畴；而以玻尔兹曼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则依赖统计推理与数据拟合，在数据中发现潜在的结构和规律，通过在统计空间中反复调整权重，寻找最优化的模型来描述数据分布，以构建感知与认知经验，这种机制在模式识别和数据生成方面极为高效，但缺乏因果性与内在意图。在艺术创作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带来深远影响：人类艺术根植于情感、意义与意识，而人工智能艺术本质上是数据模式的组合生成，虽能拓展形式边界，却无法具备人类的情感深度与自我意识。这一差异不仅揭示了人机认知的本质区别，也为未来人机共生的艺术与文化生态提出新的挑战。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人机共存环境中，艺术的发展可能沿着两个分离的方向前进。人类艺术将继续深化因果叙事、返璞寻源和文化积累，强调情感和感知与初级认知，甚至更积极地探索感知错觉与因果预期之间的张力。而人工智能艺术则会在统计组合和新奇性上不断拓展，在虚拟现实、游戏与沉浸式艺术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后者擅长风格混搭与形式实验，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景观。（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智能哲学，主要论文有《自然理性内化与心智因果起源的哲学探究》《时空、引力与量子纠缠》等。
世界中国学如何真正促进“文明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沈桂龙
全球文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从全球视野看，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正在松动，全球文明关系也面临新的紧张局势；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世界中国学构建奠定深厚基础。如何以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表达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已经不仅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更关乎跨文化理解能否真正建立，以及文明对话能否持续展开。
世界中国学的兴起是从文明误读走向文明互鉴的时代产物，也是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解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知识体系。作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各类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世界中国学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跨文化表达能力的提升、以文明对话为导向的平台体系与研究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青年人才与全球南方中国学的共同发展，正在形成面向未来的文明对话能力。这一能力依托中国文明的历史深度，同时回应当今世界在理解、交流与合作上的实际需求，使中国经验能够在多元文明语境中获得理解、讨论和进一步延展。展望未来，世界中国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解释中国，更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并在更广阔的文明空间中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随着对话平台不断成熟和知识体系持续深化，世界中国学将在推动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世界中国学，主要著作有《中国FDI绩效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辩证考察》、《世界中国学导论》（合著）等。
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战略方向与路径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白雪洁
企业活力表现为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源泉，是支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稳定顺畅运行的微观基础。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面临三个战略方向：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引导企业优化投资结构，强化供给优化与供需互动；依托企业提升供给质量，激活与引领消费潜能。
企业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应优化投资结构，投资新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加强标准和品牌建设，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动能。民营、国有及国有控股、外资企业，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激发这三类企业主体活力的路径也不同。激发民营企业活力，首先，应支持民营企业中的创新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支持“小巨人”企业在科技创新、强链补链、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主体作用，让科技创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大支撑；其次，为更多民营企业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扫清制度和政策等障碍；再次，为民营企业进入新产业，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创造新场景，实践新模式给予更多便利；又次，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促就业和增收入功能，其前提是稳预期。激发国有企业活力，要坚持深化改革与战略引领。激发外资企业活力，则应推进制度型开放与优化环境。（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3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白雪洁，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数字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主要论文有《全球产业变革新趋势及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国服务业新质化的理论阐释、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等。
具身智能的三重伦理挑战
——上海大学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肖峰
具身智能通过赋予人工智能物理性的“身体”，借助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实现感知、学习及与物理对象的实时交互，由此发展出自主决策和灵活行动的能力，使机器能够像生物体一样在复杂环境中主动探索、理解情境并作出适应性反应。这种能力的跃升使具身智能被视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阶段，它正在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依赖数据训练和代码指令的技术框架，使得智能体有望获得“存在论升级”。
然而，具身智能的发展也可能引发新的伦理问题。一是人工身体造成的“恐怖谷”效应。具身智能中的人形机器人因其“似人非人”特质，在一定发展阶段容易触发人类的“恐怖谷”效应，从而引发人类本能的不适与排斥。二是人工行动引发的“责任谷”困境。具身智能的人工行动不仅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更使其具备像人类一样行动的能力，由此带来担责主体模糊不清而导致的“责任谷”困境。三是人工主体介导的“身份谷”问题。无论是人类还是具身智能体，双方都将面临相互间的身份认定或地位认知问题。这种由具身智能引起的身份困惑，可称为与人工主体相关的“身份谷”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克服人工智能的软硬件缺陷，建立跨学科的伦理治理框架，在技术研发初期嵌入伦理设计，明确人机协作的责任边界，通过社会对话凝聚价值共识，确保具身智能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肖峰，上海大学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信息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主要著作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信息主义：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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