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已进入体系化建设新阶段，但实践中依然存在三大有待突破的瓶颈：“协而不同”，价值共识存在温差；“联而不通”，机制运行不畅与资源壁垒并存；“动而不深”，育人效能亟待提升。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要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现从“行政主导型”走向“多方参与治理”，从“任务导向型”走向“价值引领型”，从“技术应用”到“数智融合”，尤其是从“政策推动”到“文化自觉”的转向。“种树看树根，育人看三观。”为此，需以“立德树人”为统领，通过构建实体化协同枢纽、培育专业协调力量、建设智慧数据平台、深耕公共对话文化，让每个孩子成为“成长的主人”，从而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育人生态系统，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家校社协同育人 数智融合 高质量育人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支撑。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要求“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①。这一重要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入协同育人的新阶段。
在目标上，明确从“重要配合”到“战略性、基础性工作”的定位。学校家庭社会（以下简称“家校社”）协同育人，以往常常被定位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与辅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将其明确为事关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这一定位之变，意味着协同育人不再仅仅是教育方法，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国策和关键路径，其政治高度和战略权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在体系构建上，实现从“机制探索”到“全面健全”的制度化跨越。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健全机制。这标志着工作重心从局部试点、自发探索，转向构建全国性、强制性的制度体系。回顾过去十多年，协同育人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2015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系统性地将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并为“协同”奠定制度雏形。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②。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纳入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从国家层面系统规划协同育人的顶层设计，明确“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会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的基本格局。2024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以“教联体”为载体推进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力争到2025年50%的县建立“教联体”，到2027年实现全覆盖。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体现党和国家对协同育人的高度重视与系统谋划。
在任务焦点上，追求从“形式协同”到“精准破解学生成长难题”的实效性转变。新阶段的协同育人具有问题导向意识，要求回应当前学生成长中“小眼镜”“小胖墩”、心理健康等现实问题。因此，协同的内容不再是笼统的“搞活动”，而是精准对接“馆校协同、医教互促、体教互融”等具体任务，旨在通过跨部门资源整合，构建全链条的支持体系，守护学生全面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协同育人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妇联组织参与建设的城市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10.4万个，比2023年增加0.4万个；农村社区（村）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38.0万个，增加5.7万个③。各地涌现出一批协同育人的案例。例如，江苏省推进“教联体”建设，形成警校联动、馆校协同、医教互促等多种模式。再如，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建立“分校+子校+点校”三级网格布局，组建覆盖100所学校、1000个社会单位、10000个学生家庭的协同育人联盟。这些探索为协同育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推动高质量育人，有三个关键瓶颈亟待突破
当前，政策驱动下的我国家校社协同体系已初具规模，整体机制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指导服务、责任共担、补偿干预、综合评估四大机制建设全面启动。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三大瓶颈，即因价值共识不足导致的“协而不同”、因机制不畅形成的“联而不通”，以及形式化倾向带来的“动而不深”。
❖ “协而不同”：价值共识存在“温差”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的，是促进每一个未成年人作为完整生命个体的健康成长。当前，家校社三方教育主体，对于教育的内涵、作用、价值等持有不同立场，教育目标纷杂甚至错乱，三方各行其是的现象常见。学校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和公民素养的培育，即立德树人，家庭聚焦于考试分数和才艺竞争，社会机构可能更多考虑商业利益或形式化的活动开展。《2025年家庭教育需求及趋势发展白皮书》显示，超过67%的家长将“孩子学习问题”列为核心痛点。社会的育人价值取向，更多受市场导向影响，没有充分激发社会公共资源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的潜力与作用。三方育人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着育人质量。“协而不同”状态的持续存在，使得协同育人难以形成真正的合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教育功利化倾向与素养培育，尤其是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张力。功利化倾向将教育简化为分数、升学率和文凭获取的工具，导致教育过程异化为“考高分、拿文凭”的机械训练，削弱育人功能；而素养培育，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求教育回归“学以成人”的本质。当“成事”替代“成人”，协同育人就容易沦为形式上的“活动叠加”，而非真正的“价值共建”。
❖ “联而不通”：机制运行不畅与资源壁垒并存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通”，沟通是协同育人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大部分县区一级已建立由政府领导挂帅的“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或“教联体”办公室，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地方县域教育、财政、人事等部门条块分割，缺乏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易割裂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县域协调机制难以下沉至校社一线，学校与家庭缺乏调用跨部门资源的权限与渠道，容易形成“上面有指挥部，下面无突击队”的局面。此外，一些学校缺乏专职联通岗位，校内协同工作多由德育处、班主任等兼职承担，教师精力分散导致工作被动零散，难以系统开展需求评估与资源整合。
更重要的是，家校社三方缺乏强有力的“成长整合枢纽”。三者分别遵循私人竞争、公共培育、市场消费的逻辑并行运转，没有“调度中心”协商统一育人目标、化解分歧，导致协同仅停留在事务对接层面。一旦触及孩子时间分配等关键问题，往往容易陷入矛盾，使得“全面发展”的愿景、家庭“学业至上”的焦虑与社会“流量争夺”的现实产生碰撞，对未成年人成长产生不利影响，难以真正转化为每个孩子的成长福祉。
❖ “动而不深”：育人效能有待提升
部分学校活动开展得看似热闹，但真正的育人实效却难以保证。少数地方的协同育人停留在“活动驱动”层面。例如，开几次家长会、办几场讲座、搞几次社会实践，看似丰富多彩，实则浮于表面。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有的学校的家长参与，停留在志愿服务、筹款活动等表层，涉及教育理念、课程内容的深度对话较为有限。
这种“动而不深”的现象，反映出协同育人在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协同育人不应简单地开展活动，而应有所转化，让未成年人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获得成长体验，在与成人世界的互动中涵育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学校的协同育人活动，缺乏对学生主体性的尊重，学生往往被当作被教育的对象，而非成长的主人。这种“主体缺位”的状况，使得再多的活动也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成长。不仅如此，还有少数协同育人活动，异化为形式主义的“留痕工程”。例如，为应对检查考核，有的学校不得不组织各种活动、填报各类表格、制作各种台账。这样一来，教师的时间会被大量消耗，真正用于育人的精力则必然减少。
当前，协同育人面临的问题，必须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协同育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协同是手段，育人是根本。如果忘记这个根本，协同就会沦为形式，活动就会失去灵魂，投入就难以转化为产出。正如叶澜所指出的，中国教育最大的病根，一些学校的教育，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对学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④。协同育人要取得实效，必须首先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在价值层面形成真正的共识。
迈向高质量协同育人的四个重要转向
家校社协同育人，正处于从起步探索向深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对于推进协同育人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从行政主导走向多方协同
传统的协同育人模式，往往依赖教育部门的单向协调，其他部门被动配合，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这种模式虽然可以解决“有事无人管”或“多头管理”的问题，但协作深度与可持续性有限，未能从根本上形成稳定的育人合力。
多方协同，是指学校、家庭、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专业机构等多主体，通过平等的网络化联结、持续的对话协商、清晰的规则共识和共享的资源平台，构建多方互动、权责明晰、高效有序的治理模式。其中，政府是统筹协调者，不再是推动者；学校是协同网络的主导者，不再是孤立的执行者；家庭和社会是积极的参与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2024年《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在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协同不是简单的机构叠加或会议联席，而是权责关系、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的主动变革。如何避免“联而不合”、防止“协而不同”，如何在多方主体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与合作，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 从任务导向走向价值引领
长期以来，协同育人表现为一系列分散的活动：家长会、家访、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这些活动固然重要，但多以完成特定的、临时的教育或行政任务为目标，其逻辑是工具性的：社会资源是学校可以在特定时刻“借用”的工具，关系是短暂且功利的，属于任务导向型协同。与之相对，价值引领型协同强调，构建整体性、连续性、自生长的育人环境。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样，这一模式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要素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协调互动的关系。育人不是某个主体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各方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共同价值引领下的自觉行动；不是特定时间的阶段任务，而是贯穿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的持续陪伴。
这一转型是从可预见、可控制但潜力有限的“机械协同系统”，向更具韧性、创造力与成长性的“有机育人生态”的跨越。衡量其有效性的标志，是构建新的育人模式，即使没有外部强力推动与指挥，各主体也能基于共同的教育价值目标、通过多种连接、实现育人体系的自我维系、动态优化与持续成长。目前推动的“教联体”等制度创新，为构建有机育人生态提供初始“骨架”和“土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骨架中注入价值的“灵魂”，在土壤中培育连接的“根系”，让协同育人从教育命题，演变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命题。
❖ 从技术应用走向数智融合
当前，数字化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教育形态，为学校、家庭与社会协同育人开辟新的路径。技术赋能协同育人的前景，主要在于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将分散的“数据火种”连接成“智慧生态”，最终构建起支持每个学生全面、个性化发展的协同网络。
国家级的数字化平台，为建设全域资源池奠定用户与资源基础。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1月，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已汇集德智体美劳各类优质资源超过8.8万条，其月度活跃用户规模持续过亿⑤。这说明，我们如果能在区域层面引入智能算法进行精准匹配，有望将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率与输送精准度提升至新的水平。
此外，学校开展数字化协同的硬件条件已完全具备。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100%⑥。在此基础之上，各类在线平台已成为家校沟通与教学管理的重要工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2年，85.2%的教师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在线平台进行家校沟通。这标志着深度协同的“数字土壤”和使用能力已经具备。以此为基础，开发集项目协作、过程记录与成效评估于一体的专业模块，有望大大提升多方协同的效率。
同时，数据驱动的评价与治理已从理念步入试点。例如，根据《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3-2025）》的规划，上海市通过整合学业、体质、心理、实践等多维度数据，积极探索构建学生数字画像，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支持。这表明，以智能技术推动协同育人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正在局部成为现实。
❖ 从政策推动走向文化自觉
当前，协同育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这种推动为协同育人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但如果协同育人始终停留在政策驱动层面，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成熟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应当是一种文化自觉：各方主体发自内心地认同协同育人的价值，自觉地承担育人的责任，主动地参与育人的实践。这种文化自觉，根植于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体现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情怀，彰显于“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的时代共识。
目前，这一趋势正从几个维度显现：在实践广度上，如湖南省“非遗进校园”等大规模、品牌化活动，其持续性已超越单一项目周期，显示出社会资源主动、深度介入教育的文化意愿。在机制深度上，部分地区（如宝鸡市）近八成县区组建常态化“教联体”，表明协同的架构可能从临时性项目，沉淀为区域教育治理中稳定的“社会共识和行动”。在主体关系上，类似宁波鄞州区“互嵌式”协作的模式，正在探索一种超越“配合—主导”框架的、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
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抓实高质量育人的重点举措
推进协同育人需要在方向引领、机制建设、主体激活、根本回归和长远坚持多个方面协同发力。
抓方向：以立德树人统领协同全局。协同育人首先要解决“往哪里走”的问题。方向不明，则步调难齐；方向不对，则南辕北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⑦立德树人的统领作用具体表现为三重功能：作为“定盘星”，确立培养品德、人格与社会责任感的目标，超越单纯重“分”、重“技”的功利倾向；作为“过滤器”，为引入学校与家庭的社会资源提供价值标尺，推动资源从简单“进入”转向具有教育内涵的“课程化转化”；作为“指挥棒”，驱动评价体系从仅看学业分数，转向综合考察学生品格、身心与实践能力的成长增量。将立德树人这一统领性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机制，要在协同规划中前置“价值审议”，对协同育人实践进行以“立德育人”为中心的教育转化与设计，并通过讲述学生成长故事、建立综合素质档案等方式，让青少年品格的成长“可见、可感、可评价”。
强枢纽：打造实体化、权责清晰的协同运行中枢。在机制深化层面，关键在于推动协同育人从依赖临时性“行政协调”，向依托制度化“实体枢纽”转变。建议在区县层面，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教联体”实现常态化实体运作。配备专职人员与独立预算。其职能不是开会，而是成为“需求中转站”与“资源路由器”：系统收集学校与家庭的育人需求（如心理支持、职业体验），精准对接并激活文体部门、企业、场馆等社会资源的供给。这将系统性解决“联而不通”中资源错配与响应迟缓的问题。
专队伍：设立协同育人协调员，实现专业赋能。协同需要专业驱动，而非行政兼职。可以参考国际“社区学校协调员”角色，在教育系统中创设“协同育人协调员”专业岗位或职称序列。其职责并非替代班主任，而是专职负责诊断学校与社区的协同需求、设计并管理协同育人项目、培训教师与家长的有效协同能力、评估协同成效。通过专业化分工，让协同工作有人专责、有专业标准，破解“人人有责却无人专责”的困境。
智平台：构建以学生数字画像为基础的智慧支撑体系。技术为生态赋能，要着力构建区域级“协同育人数据中台”。其关键不在于数据汇集，而在于智能匹配与预警。在保障隐私前提下，实现社会资源与课程需求的智能匹配。同时，通过分析学生学业、体质、实践等多维度数据，生成成长数字画像，为家校社提供共同的、客观的“育人仪表盘”，并建立早期风险预警与联合干预流程，推动支持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
育文化：通过公共对话凝聚育人共同体价值认同。文化自觉难以依靠自然形成，需要主动培育。对此，可由宣传、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媒体、社区，常态化发起以“我们如何养育孩子”等为主题的公共对话。形式不限于论坛，可以是社区工作坊、家长共读会、教育主题纪录片等。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灌输理念，而是促进家校社之间就育人的价值、焦虑与期望进行深度沟通与理解，在对话中凝聚立德树人的共识，为制度性协同奠定深厚的信任与价值基础。
归本位：让每个孩子成为自觉能动的成长主人。前述所有机制、平台与对话的最终目的，服务于一个根本性转变：将学生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从被动的接受者与被塑造者，确立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成长的主人。需要注意的是，协同育人不是成人世界对未成年人的规训，而是为未成年人的自主成长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为此，有必要在协同体系中系统性设计学生的“主体性席位”：建立常态化学生代表参与机制，让他们表达对校园生活、课后服务、社区实践的真正期待与困惑，使协同资源对接从“我们觉得孩子需要”，转向“孩子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在设计社区服务、研学实践等项目时，提供菜单式、模块化的选择，允许学生基于兴趣组建团队、设计方案。例如，针对环境保护课题，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是关注河流污染、垃圾分类还是社区绿化，并链接相应的社会资源支持其探究。改变由成人单方面评价的做法，将学生的自我反思、同伴评议作为衡量协同育人成效的重要维度。
总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一项关乎国家未来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工程。这项工程的纵深发展，正经历一场从“政策推动”到“文化自觉”的深刻转型。其根本方向，在于以“立德树人”价值共识统领全局，凝聚多方主体的合力；其关键路径，在于通过构建实体化枢纽、培育专业导师、建设智慧平台、发起公共对话等一系列举措，破解“联而不通”的问题，推动协同育人从形式走向深度融合。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归宿与最高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成为自己“成长的主人”。
协同育人不仅是一场成人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探索，而且是一场对未成年人“教育观”的革新。“十五五”时期，协同育人新生态以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由制度、专业、技术与文化共同支撑的赋能系统，不再仅仅是家庭、学校与社会“为了孩子”而做的事，更是支持、引导并最终交由孩子自己，在充满信任与资源的环境中，主动探索、积极建构、全面发展的成长旅程。唯有如此，协同育人才能超越管理与服务的层面，真正抵达教育的本质——唤醒生命内在的力量，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自觉而有力的时代新人。
【注：本文系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学习型社会视域下学校与基层社会融合育人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项目编号：23YJC8800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 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2025年12月16日。
②《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③《2024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年12月30日。
④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⑤《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达1亿人，页面浏览量近360亿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24年1月26日。
⑥《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3年2月9日。
⑦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日。
责编/程静静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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