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信息技术迭代期，未成年人面临的成长环境深刻变化，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影响因素愈发复杂多样，给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当前，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一定程度存在忽视未成年人群体内在发展特点；重智轻德、忽视亲子关系和家风建设；德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相对滞后、评价维度单一；校家社责任虚化，育人合力不足；优质数字德育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现实误区。需尊重未成年人主体性，激发未成年人内在动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多方协同的育人体系，全面提升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质与效。
【关键词】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认知发展 校家社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未成年人是国家发展的未来生力军，其思想道德素养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信息技术迭代期，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深刻变化，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影响因素愈发复杂多样，给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
思想道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个体认知发展与环境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涉及内在心理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是个体逐步将外部规范内化为自身价值准则的过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学龄前是思想道德启蒙阶段，主要通过模仿观察建立初步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情感；小学阶段是规范内化阶段，通过学校和少先队等多方面的教育，学习价值观、规则、社会规范等，逐渐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中学阶段进入自律道德阶段，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抽象思维快速发展，开始思考规则背后的意义，并且结合个人经历、同伴互动及平时的观察，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信念和价值体系，道德行为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践行。可见，思想道德的形成，本质上是社会规范个体化与个体价值社会化双向互动的过程，个体既接受外部环境的引导和塑造，又通过自身选择和反思，主动建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因此，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关键。系统梳理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精准识别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认知误区和实践误区，找准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协同推进的有效路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形成，是个体内在特质与外部环境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就个体内在特质而言，个体内在基础因素是思想道德形成的主观因素与前提，主要包括认知发展水平、情感与共情能力、心理倾向与性格特质、自我认同与价值认同、个人经历与生活实践等因素。其中，认知发展水平是重要前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道德判断必然随着个体的认知水平逐步深化。认知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对道德品质、思想观念的理解才会更准确透彻，否则容易出现偏差。
道德推理的发展阶段具有按年龄发展的顺序特征，儿童的道德判断是从他律向自律的逐渐发展过程②。例如，学龄前未成年人往往难以理解什么是爱国、敬业，判断是非对错主要依赖老师和家长的态度；小学阶段未成年人逐渐理解了这些词汇的含义，并且内心形成一定的情感与认同；中学阶段未成年人进入自律道德阶段，能通过抽象原则判断行为并形成道德信念。可见，认知发展水平是重要基础。此外，心理状态与性格特质对思想道德的形成也有潜在影响。例如，气质敏感的人更易产生善良、宽容等道德情感，心理发展成熟的人自控力更强。个人的成长经历，如生活在单亲家庭、有过留守经历、遭受过校园欺凌等，也直接影响未成年人道德成长。同样的外部信息，会因个体认知发展水平、价值认同、情绪心理、个人经历等的不同而被差异化解读。
就外部环境而言，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因素复杂且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思想道德形成的外部生态圈。主要有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网络环境四大核心维度，各维度从不同层面作用于未成年人的思想认知与道德养成。
◆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形成具有早期决定性作用。未成年人在特定成长阶段，尤其是6岁以前，对家庭传递的道德规范、情感模式、行为示范具有高度敏感性，且此时形成的认知与习惯具有不可逆的奠基性。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生活体验好的个体拥有更好的情绪状态，更加倾向于遵循道德原则并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家庭生活体验差的个体更易受到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影响，对道德决策产生负面影响③。父母的道德引导在亲情下更易得到认同，道德规范在情感驱动下会更快更深入地内化为认知与行动，这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难以替代的；家庭的影响贯穿人的全部生命周期，是影响最持久的环境，是建设道德发展底层架构的重要环境；家庭也是道德实践的最小单元，抽象的道德概念在家庭生活中更具象化，更易转化为行为习惯和美好品德。家风家训、父母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会潜移默化地形成未成年人的价值底色。
◆学校环境。学校环境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系统性、专业性、规范性等独特属性。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需依托集体场景。学校通过教学、活动、集体生活、榜样示范等系列环节，推动未成年人的道德认知从他律逐渐走向自律、道德行为从个性化习惯升级为符合社会规范和集体规范的自觉践行。学校通过道德与法治等专门课程，系统性地向未成年人传递主流价值观、培养道德认知；学校还通过少先队活动进行价值引领，通过校园实践活动进行道德浸润，使未成年人在体验中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在班级和年级的集体生活中，未成年人通过规章制度、同学示范等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教师对未成年人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校园文化则是隐性的德育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研究表明，好的学校道德氛围对个体提升道德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④。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形成的关键因素，具有开放性、复杂性、渗透性、实践性等独特属性。社会既为未成年人提供广阔的道德实践场域，又是检验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考场。社会环境具有无边界渗透的特点，对人的道德发展贯穿全周期。个体发展不是仅受内部特质或单一环境影响，而是个体与多层级环境动态互动的结果。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可被视为嵌套式的生态圈层，从内到外依次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时序系统。每个系统都通过特定方式作用于个体，且系统间的互动质量直接决定发展效果。社会环境属于“外系统”与“宏系统”，通过间接且持续的作用影响个体社会性发展。社会环境在真实复杂的场景中检验未成年人的道德认知与行为，通过正向引导和实践体验使未成年人坚定道德信念，并最终从家里和学校的好孩子、好学生成长为社会的好公民。这正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努力为孩子们创作生产好的文化产品”⑤的核心逻辑。
◆网络环境。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中，网络环境已经成为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并列的直接影响因素。对于数字一代的未成年人来说，网络环境已经从“外系统”转变为他们深度参与的“微系统”。共青团中央第六次《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⑥。未成年网民在网上学习、休闲、消费和社交，网络已成为未成年人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场景，原本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间接关联，现如今成为直接嵌入其生活的核心因素。未成年人的道德行为主要通过观察模仿习得，网络环境恰好为未成年人提供海量模仿素材；正能量的教育内容通过短视频、直播、互动游戏等数字化形式传播，通过算法推荐反复呈现，持续强化未成年人的价值认同。同时，网络环境也是双刃剑，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呈现形式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形成片面错误的道德认知，网络不良行为可能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失范。因此，网络环境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变量”。这也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着力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⑦的原因所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许多新进展新成效，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对相关影响因素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不仅制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效，而且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产生消极影响。
忽视未成年人群体内在发展特点。个体内在基础因素是思想道德形成的主观因素与前提，其核心问题是思想道德建设忽视未成年人群体的内在发展特点。主要表现为忽视未成年人认知特点，对低龄未成年人灌输难以理解的抽象道德概念，忽视青春期未成年人渴望思辨、自主的需求；忽视不同群体的特殊要求，如对于留守或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其道德情感的唤醒方式需更注重个性化引导；忽视未成年人的主体性，以外部激励为主，忽视内在动力的作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对全国近25000名少年儿童的调查（以下简称“2022年未成年人调查”）发现，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未成年人关注反腐倡廉问题的比例依次为31.9%、36.4%、39.6%、45.0%、48.4%、51.9%，初三学生比四年级学生高20个百分点。可见随着年级升高、知识增加、视野扩大，中学生更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同时，对于“我喜欢我生活的地方”这一看法的认可比例，却随年级升高而依次降低，初三学生比小学四年级学生低超过3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学生在认同感培育方面，主观心理成分作用与个体差异增大，思想道德教育的难度比小学生大。因此，不能用对待小学生的方法对中学生进行教育，要结合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点进行思想引导和道德培育。
重智轻德、忽视亲子关系和家风建设。家庭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阵地，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偏差，集中表现为重智轻德、忽视亲子关系和家风建设。“重智轻德”是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学业、成绩为重，忽视思想道德、人格品质、道德行为习惯等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例如，有的家长只重视排名和分数，认为成绩好才是硬道理，助人为乐、公益活动等都耽误学习，孩子的课余时间被刷题、考级等填满，这使部分未成年人知行不一。中国儿童中心2022年面向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13个省（区、市）的未成年人父母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在回收的11万份有效问卷里，虽然家长认为道德品质是家庭养育里最重要的内容，但是仍有73.3%的父母认为，“孩子上学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除了学习，不让孩子做其他事情”的家长占比41.1%⑧。可见，多数家长更重视学习成绩和考好学校，没有将德育放在首位，经常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你管”的家长，不在少数。
亲子关系是家庭德育的情感基础，情感层面出现问题，会直接导致道德引导失效，甚至引发心理问题。有学者提出，情感是个体发展中具有基膜性的质料，它会逐渐发育，成为支撑个体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内质性材料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年对全国近8600名未成年人调查（以下简称“2025年未成年人调查”）显示，亲子关系与孩子的心理压力密切相关，亲子关系很好、自述心理压力很大的孩子，占比为5.0%，亲子关系很差、感到心理压力大的孩子，比例为57.4%，二者差异悬殊。可见，亲子关系对于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作用。
家风缺失或不良的未成年人，缺乏稳定的价值导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儿童中心2024年对全国24个省18岁以上成年人调查问卷显示，虽然多数受访者赞同家风家训的重要影响，但是只有18.0%表示“家中有明确且世代传承的家风家训”；65.9%表示“没有明确的家风家训，但有做人做事的规矩和要求”；还有8.7%表示“家中无家风家训，且没有一以贯之的做人做事的要求”；7.5%表示“曾有明确的家风家训但随着时间推移已逐渐淡化”⑩。
德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相对滞后，评价维度较为单一。当前，学校思想道德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德育内容更新滞后、德育资源和载体丰富性不足、德育评价维度较为单一，难以充分回应时代发展与学生成长的真实需求。例如，在传统德育话语体系中，教师鼓励学生“知识改变命运”，却可能听到学生回应“我不想改变命运，我的命很好”；当教师讲“劳动最光荣”时，学生反问“有扫地机器人、炒菜机器人，为什么要没苦硬吃？”当下未成年人面临的成长困惑，已经拓展为如人工智能应用、网络伦理、生命教育、劳动观、财富观等新领域，若是德育不能或不敢触及这些现实痛点，便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当前，一些学校德育的方法和载体，多以上课、讲座、征文等形式开展，形式单一，尚不能更好契合数字原生代的需求。例如，“2025年未成年人调查”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短视频或视频关心时政新闻、国家大事的比例已接近八成（77.2%），用过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已接近九成（89.7%）。可见，在视频时代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多渠道多载体开展。以红色故事为例，《人民日报》在抖音上发布的抗战微电影《归队》获得近百万点赞量，翻拍的语文课本文章《与妻书》《狼牙山五壮士》等，有十余万人参与评论，令很多青少年深受触动。短视频《那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用穿越的方式与抗美援朝的英雄对话，创新性地演绎了革命故事，近26万人在视频下留言，收获近500万赞。这说明，青少年并非不喜欢红色故事，而是红色故事需要“年轻化表达”。
一些学校德育评价存在维度单一、重视知识忽视行为、重视结果忽视过程等问题。例如，通过试卷测试等方式，衡量德育效果，忽略对未成年人道德情感和行为的考察。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中，考试成绩占比极高，道德行为、社会实践、心理健康等指标权重低或缺乏可量化和观测的标准，导致“高分低德”“高分低能”。评价主体较为单一，家长大多只负责在操行评语上签字确认，很少参与评价，社区更是几乎不参与德育评价。
校家社责任虚化，育人合力不足。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需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协同发力，然而目前仍存在责任边界不清、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共享不足等问题。其中关键症结在于责任不明，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普遍认为德育是家庭和学校的事，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例如，有的社区文化活动多面向成年人或老年人，针对未成年人的道德讲堂、家风培育活动稀缺；有的公益组织开展未成年人项目多聚焦学业帮扶，忽视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引导；校家社协同还缺乏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无法形成长效稳定合力；校家社的德育资源共享渠道不畅通，导致优质资源闲置、刚需资源短缺，如学校的优质德育课较少主动向家庭开放，社会层面的实践基地、文化中心、公益平台等较少主动对接学校开展常态化活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因缺乏互通渠道而无法互补共赢，陷入“各自缺、各自愁”的困境。“2022年未成年人调查”发现，未成年人三个月内去过一次或多次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场馆的比例仅有28.3%，半年内去过一次的比例为18.3%，一年及一年以上去过一次的比例为24.9%，还有近三成（28.5%）从没去过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类场馆。可见，丰富的社会资源还需好的配套措施进行保障，促进公共文化设施及资源与学校、家庭、未成年人充分对接。
优质数字德育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网络环境不可避免给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带来挑战。“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⑪，不良信息、虚假信息、低俗暴力等内容直接侵袭未成年人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如部分主播通过炫富、炒作获取流量，部分账号歪曲革命先烈事迹或宣扬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潮，使未成年人对主流价值观产生怀疑。网络虚拟环境削弱道德约束，使未成年人将网络暴力，如辱骂、开盒等不良行为，视为个性化表达。“2025年未成年人调查”显示，近三成未成年人表示关注网红儿童，一成多表示想成为网红，近两成对平台的炫富、骂战等内容表示“好奇、想看看”，近一成对平台有人炫耀名牌包、运动鞋感到“羡慕”。
传播机制缺乏算法支持，在娱乐化内容的挤压下，优质数字德育资源难以进入未成年人视野。部分平台对正能量内容的推荐权重未给予倾斜，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正能量内容机会不足，导致网络正向德育功能弱化。资源供给层面不够均衡，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问题覆盖不全，爱国主义数字资源多，但网络道德、心理健康、劳动素养等主题的资源较少。数字德育资源的形式多以专家讲座等为主，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互动化数字产品不多。例如，红色教育资源多为静态浏览的线上展馆，红色主题的互动解谜游戏、VR研学体验、动漫短剧等产品不多。这些资源与未成年人的认知特点、成长需求匹配度不高。传播推广也大多集中在一些官方平台，与未成年人常用的社交软件、学习软件联动较少。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多方协同的育人体系
针对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现实困境，我们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多方协同的育人体系，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质量与实效。
◆尊重未成年人主体性，激发未成年人内在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⑫，为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的思想引领工作指明了方向。未成年人不是被动接纳的“容器”，而是道德成长的“主体”。要有效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关键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性，赋予他们自主选择权，这样才能激发未成年人内在的道德兴趣，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孩子们的趣味体验中，使未成年人愿意学、主动学。
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性，要遵循阶段性规律，实施分学段精准化教育，不同学段的未成年人要适配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例如，面向小学低年级需以游戏化启蒙为主，强化规则意识和良好习惯；面向小学高年级需以情景化、体验式教育为主，强化道德判断；面向中学生则以思辨、自主选择为主，强化责任担当和价值辨析能力。
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性，还要重视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要综合研判未成年人在成长节奏、成长背景、性格气质、认知特点等各方面的差异，对不同的孩子适配不同的引导方式，避免一刀切、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同时要允许未成年人的道德行为出现反复，尊重其犯错权利，让未成年人在纠错中深化道德认知。
◆家庭要筑牢情感根基，关注未成年人生活质量。
未成年人的道德行为，首先源于对父母的模仿，家长的言行是孩子最直观、最深刻的道德教材。因此，家长首先要规范自身行为，在生活细节里传递正向价值观和道德品质。要特别重视家风建设，和孩子讨论明确可行的家庭道德准则，经常带孩子做些公益小事，讲讲祖辈的奋斗故事等，把道德教育融入家风建设。要关注孩子的生活质量，使未成年人在生活中有获得感、幸福感。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具有显著正相关。以爱国主义为例，生活满意度越高，将爱国作为最看重的价值观的比例越高⑬。
家庭德育要特别重视亲子关系建设。良好的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具有正向影响，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则影响家庭德育的效果。家长要主动关心孩子的情绪，经常和孩子讨论他们的道德困惑，给孩子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例如，现在很多未成年人通过短视频了解国家大事，“2025年未成年人调查”显示亲子关系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行为，亲子关系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的未成年人用短视频学习知识的比例分别为57.6%、50.0%、42.9%、29.8%和24.6%。用短视频了解新闻、热点事件或搜索信息的比例分别为59.3%、54.2%、46.3%、32.1%、26.2%。
◆夯实德育核心地位，将德育嵌入教育各环节。
“德育为先”不是单独突出德育，而是让德育成为贯穿所有教育环节的价值主线，明确德育的引领性、基础性作用，避免“五育”失衡。学校要把德育嵌入课堂教学、校园活动，以及日常的校园管理、学生的社会实践等环节，要通过常态化的德育活动、丰富多元的实践平台、校园文化等夯实德育的核心地位，避免思想道德建设单一依靠德育课的局限。要以德育为引领，让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既各负其责又与德育深度融合。
“德育为先、五育并举”不能只靠学校，也不是只在学校里进行，需要多方联动。例如，家庭不仅要重视智育，也要陪伴孩子运动，进行艺术体验或参与家务劳动，让“五育”融入家庭。因此，学校要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访、班群等方式，向家长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好的家庭教育方法，指导家长做好言传身教、重视家风建设，纠正重分轻德的家庭教育误区。
学校还要主动链接社会教育资源，与社区、教育基地、法治机构、公益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如法治副校长、德育辅导员、志愿者等，开展系列德育活动，拓宽德育实践场景。利用社会资源开展专题讲座，如邀请行业标兵、时代楷模、身边好人进校园分享故事，让学生在榜样示范中树立正确价值观，使学校德育延伸到家庭和社会。
◆做好实践育人和协同育人，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
社会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各方要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为未成年人提供实践育人场域，让思想道德建设从课本走进实践，在体验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社会变成思想道德建设的大课堂。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要建立长效机制，增加适合未成年人的内容，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英烈祭扫等教育活动；社区、企业要为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活动和劳动实践的场地、岗位。
强化政府统筹，构建校家社网联动的教育渠道与机制。要打通各方教育壁垒，如推动社区开设家长课堂指导家长培育良好家风，推动网络平台开发适合校家社共用的德育素材，推动教育部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定期沟通未成年人的思想与心理状况，解决“5+2=0”的德育困境。
◆加大数字德育资源的供给力度，着力提升网络育人能力。
发挥网络育人的作用，需加大优质内容供给，确保以“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网络德育内容吸引未成年人。内容创作者要主动创作“小而美”的主旋律内容，如红色故事微短剧、核心价值观动画片、科学家成长漫画故事、法治教育情景剧等，把有意义的内容转化为有意思的故事。平台要主动聚合榜样、科普、传统文化、美育和劳动实践等内容。还要创新思想道德内容的传播方式，主动升级算法推荐机制，构建未成年人专属推荐模型，并借助算法机制优先推荐给未成年人，减少猎奇、低质内容推送，优先匹配知识类、教育类内容。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将思想道德建设与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融合，将德育内容精准触达每位未成年人。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短视频生态下少年儿童政治引领的创新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SGC1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⑤⑦《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 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6日。
②袁晓琳：《道德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17页。
③葛丹丹、孙彩平、李晓渝：《中国儿童道德判断困惑的深度刻画及教育方案——基于三轮全国大样本调查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2025年第3期，第54—65页。
④李伟强、郭本禹、郑剑锋、王伟伟：《学校道德氛围知觉对道德发展影响的教育干预实验》，《心理科学》，2013年第2期，第390—394页。
⑥《报告：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达97.3% 建议引导“小网民”用好互联网》，光明网，2025年12月31日。
⑧霍雨佳、李一、李育倩、柳铭心、蔡雪：《2022年中国家长教育素养状况及提升策略》，中国儿童中心网站，2023年7月6日。
⑨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⑩苑立新：《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68—69页。
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1页。
⑫《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3页。
⑬张峰峰：《中小学生爱国观念与爱国情感发展现状及德育策略——基于77,367个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论坛》，2022年第8期，第22—26页。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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