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审美观念的变迁源远流长，与社会文明的演进紧密交织。这一进程始于远古，那时人们便以骨、蚌、玉等为饰品，初显爱美天性。至先秦，装饰风格从狂野转向“藏礼于饰”的精致细腻。两汉推崇秀外慧中、朴素典雅，强调德性涵养。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融合催生个性化与自然美的风尚。隋唐国力强盛，审美趋于华丽雍容，尽显绝代风华。宋元时期，商品经济推动雅致内敛的装饰趣味。及至明清，装饰风格在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呈现多样融合特点。
【关键词】装饰品 社会风貌 审美变迁 文化习俗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尚美之道，千古之风。” 爱美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的流露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开始，那些简单的骨、蚌、玉石饰品，正是当时男女对美最初的追求和崇尚。随着文明演进与社会转型，审美观念不断变迁。先秦时期，装饰审美从文明初始的狂野之美，逐渐转变为“精致细腻”“藏礼于饰”的审美情趣，体现出礼制与装饰的初步融合。进入两汉时期，秀外慧中、朴素典雅的审美标准盛行，反映出以德性涵养压抑外显华丽的内敛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带来社会风貌与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自由与热情、个性与雅致交织汇聚，温婉妩媚、婀娜多姿的个性美与自然美成为时尚潮流。至隋唐时期，国力强盛、广交四邻，社会审美角度也趋向华丽、唯美，人们的装饰尽显绝代风华，呈现出一派雍容华贵的气象。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趋于雅致、静怡与内敛，装饰品精细考究，塑造出清新而妩媚的装饰风格。及至明清时期，在欧洲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社会文化呈现多样融合态势，装饰风格在吸纳与融合中形成独特之美，既延续传统，又暗涌新潮。
先秦装饰品之礼仪美
鸵鸟蛋壳珠子项链作为远古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代表，不仅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证，而且是人类早期精神世界的外在呈现。进入新石器时代，琳琅满目的各类装饰品中，透闪石玉和绿松石质装饰品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展现几千年以来人类在审美时尚与时代潮流中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夏商时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逐步确立；至西周，在宗法礼制基础上形成先秦服饰之礼的组玉佩，将时尚美感与等级规范融为一体，展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①在当时，装饰礼仪不仅受到社会体制约束，或被赋予血缘亲情与长幼有序的温柔面纱，而且具有类似艺术的潜移默化之力，能够影响人的情感与心理。例如，在祭祀、朝觐等礼仪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各自佩戴彰显其身份地位或者社会角色的服饰登场，按照长幼尊卑顺序排列而坐。在这样的仪式场景中，服饰与装饰品成为传递礼仪角色与意义的重要载体。先秦服饰礼仪在繁复的形式中透露出崇高与优美并存的审美特质。尤其在动荡而充满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重情感陶冶的人文风尚盛行，促使人们的装饰打扮格外注重内在品质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优美成为先秦服饰礼仪最为突出的审美特性之一。而佩玉则既是陶冶情操的方式，又是体现优雅风度的外化。②
崛起于西土的周代，在立国之前就与西北一带外族有过丰富的接触经历。他们在传统美玉的构件之中加入绿松石、费昂思和红玛瑙珠等材质，使得前朝高贵与雅致的玉器装饰中平添颜色与材质的靓丽与活泼。在组玉佩礼仪制度的规范与加持下，西周时期的串饰与组玉佩装饰礼仪在庄严中透着优雅，这种优雅主要表现为文雅、端庄的气质，以及合乎礼仪与等级制度的道德修养。③服饰之礼所折射出儒家倡导的“文质彬彬”“文道合一”的君子风范，实质上是将服饰人格化。身上的佩饰不仅用来美化外表，而且用以体现身份等级和人格修养。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更为盛行，随着周王朝衰微，各地诸侯在扩张领地、兼并弱小封国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促进商品流通，装饰品也在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竞争与变革中推陈出新，呈现百花齐放之势。这一背景下，装饰逐渐趋向个性化与唯美化，不仅讲究材质选择与工艺精良，而且追求装饰效果的独特与华美。小件佩玉逐渐流行，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腰间的革带流行各种带钩，争奇斗艳，更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与多样特质在装饰上的表达。从西周时期礼制规范下庄严肃穆而略带色彩的组玉佩装饰品，到春秋战国时期多彩多样、彰显个性与独特的华美装饰，先秦装饰品在时代变迁中呈现出审美思潮的深刻演变。
汉唐装饰品之朴素与华丽
汉代是装饰艺术与审美观念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文景之治以后，社会崇尚朴素简约的服饰与装扮，世俗化与自然美成为汉代审美的主流，装饰品也更强调人物角色的差异与个性表达。两汉时期的装饰品种类依然丰富。在以素色为主调的服饰背景下，与此相配的金银首饰逐渐成为时尚潮流，包括金银头饰、玉器、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等。这些饰品不仅在材料和工艺上极为考究，而且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头饰的簪、钗原本是汉代男女用于挽发的实用工具，经过形制演变与装饰美化，逐渐被赋予“首饰”身份。钗首被制成各式花样，成为女子头部的特有装饰，而男子则仍沿用固有的较为朴素的䈂或簪。与先秦时期注重胸颈部位装饰不同，从汉代开始，头部装饰逐步成为汉唐时期装饰表现的主要形式。这一转变或许与当时的服装形制有关：宽大素雅或层叠华丽的汉唐服饰不易凸显胸颈部位的饰物，相反，高高仰起的头部反而成为衬托整体仪态的最好点睛之处。汉代女子流行坠马髻，发髻低挽，头部装饰朴素而低调，多以金银或刻画有凤鸟卷云纹玉笄束发，辅以耳饰点缀，形成优雅素净的装饰风尚。男子则普遍佩戴小型玉饰于腰间，这些佩玉既包括辟邪用玉，又有礼仪用玉，体现出装饰品与礼仪象征之间密切的关联。
初唐时期，首饰风格继承汉魏遗韵，整体呈现简洁质朴的特色，呼应当时社会崇尚节俭的风气。盛唐时期开始，女性发式日趋多样，尤其流行高髻造型。随着发髻不断升高，头部可供装饰的空间也随之扩大，发饰的形态与组合方式愈发丰富。从汉魏到盛唐，发型与发饰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轨迹：由低平质朴，逐渐发展为高耸、膨大与华丽，然后又逐渐回归质朴，这一过程折射出统一政权下经济由复苏、繁荣、鼎盛至衰微的发展曲线。唐代女子常在高耸的发髻上插戴梳背、步摇等玉质或金银发饰。这些头部装饰不仅是贵族专属的身份与等级象征，而且以其材质之珍贵与工艺之精湛，彰显出佩戴者的地位与品位。当时流行以金银、珠宝等为原料，配合精致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展现唐代女性高雅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唐代女性首饰的选择和佩戴，既受到社会身份的制约，又融入个人审美倾向。它们不仅是女性的装饰品，而且是社会地位、文化传承和个人品位的体现④。唐代略带夸张和新奇的装饰文化，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轨迹及背后深厚多样的文化内涵。
宋元装饰品之雅致
两宋时期，文化与艺术高度繁荣，社会审美整体趋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形成“大俗大雅”和“以俗为雅”的独特风貌。宋代装饰品也遵循自然变化，追求时序之美，展现装饰品的精湛细腻，传递出“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自然韵味，整体风格含蓄而优雅。簪花，亦称戴花、簪戴或插花，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头饰形式，即将鲜花或人工仿制之花佩戴于发间。此类装饰不仅呼应时令变化，蕴含花的象征意涵，而且映照佩戴者的心境变化，契合宋代雅士文人对美欣赏的趣味，成为宋代装饰品的显著特点。头部簪花可视为两宋时期 “审美自然”理念的具体实践，它在装饰艺术中融入自然主题，将历来的装饰品风潮，从社会贵族阶层推广至市井民间，掀起一股清新自然的装饰品时尚新风潮。花饰不仅是头饰中时令和美的符号，而且蕴含等级涵义。据史料记载，后妃及命妇的礼服首饰按花钗数区分品级，可见“花”在礼序中的重要地位。簪花是两宋文人在欣赏四季自然运转中触景生情而激发的才思与激情，且在能工巧匠的加持下孕育出来的头饰佳作。然而，鲜花虽美，却难常伴。宋人遂以罗绢、金玉、玳瑁等材料，借助錾刻、镂雕、铸造、细丝等精湛工艺，制作出花钿、花冠等可持久佩戴的头部装饰。宋代工艺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装饰品纹样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取材自然的花卉植物、瓜果、鱼虫等元素，增添装饰品生动可爱的造型与趣味包容的风格。这种将想象力、创造力、手工艺、价值观念融于金玉之形的装饰艺术，蕴藏着朴素而高雅的设计思维，构筑出宋代饰品雅俗共赏、清雅自然的特质。
进入元代，来自大草原的蒙古族为这一时期的装饰品注入多样风貌，其中金银耳饰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配饰，在元代发展得尤为精致。这一时期的耳饰制作工艺考究，材质上多采用金与玉的结合，既融入中原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又延续蒙古族对金银装饰的钟爱，从而创作出金玉合璧的独特装饰品。金银耳饰的装饰部分，常用玛瑙、白玉或绿松石等雕琢成各种纹样，丰富而具有象征意涵。除了耳饰，元朝常见的饰品与配饰还包括头饰、项链、手链等，其中女性头饰尤为丰富，有发髻、发钗、花环等多种形式。尤其是宫廷女性的头饰最为精美，常以珠宝、金银及贵重宝石为材，极尽华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普通百姓则多使用铜、铁、贝壳等朴素材料。不同阶层在装饰品款式与材质上的差异，清晰反映出其审美趣味与经济实力的悬殊。
蒙古族妇女头饰中的簪钗十分美丽，其背后既有充沛的宝石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又得益于工匠们极为高超的制作技艺。与此同时，元代还吸纳不少中原地区的传统饰俗，如佩戴“胜”这一类古老饰物，以及延续宋人簪花的风尚。元代汉族妇女项饰中，除承袭宋代以念珠作为项饰的喜好外，璎珞的佩戴也较为流行。最为流行的项饰则是“长命锁”，这种带有吉祥、祝福含义的饰物，其确切起源虽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现是在璎珞之后。有观点认为，它是由璎珞简化演变而来。在元代的一些绘画中常常能见到妇女与儿童佩戴此类饰物的具体形象。帽冠在元朝服饰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男人冬季多戴“栖鹰冠”，也称暖帽；夏季则常戴“钹笠冠”。镶珠嵌玉的瓦楞帽，形制与蒙古包很相似，帽冠形制还可以用来区别等级。元代装饰品将东方美学含义与蒙古族民族特色充分融合，形成独具一格的装饰搭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审美与文化习俗交融不可或缺的一页。
明清装饰品之变革与融合
明清时期的装饰品以华丽、精致和多样化著称。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的中国纳入“全球化”视野，这也促使明清装饰品融合多样文化元素，形成独特风格，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⑤。明清金器以旷世华丽的宫廷风格闻名，制作工艺得到极大发展，技法繁复、造型精美、装饰华贵，其“皇家化”风格成为这一时期金器的主流，也是明清装饰品中数量较多的一类。金冠为皇帝专用，而簪花金什件组合牌饰、双鱼金饰、金链等，则多为文人雅士及贵族妇女常用。明清金器多采用浇铸、錾刻、焊接等工艺制成,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刻画精细,寓意吉祥，在传统玉饰的映衬下，金玉相映，堪称明清宫廷装饰礼仪与生活的真实写照。金，璀璨珍贵，历来被视为财富与身份的象征；而玉，则以其温润质地象征祥瑞与品德。至明清时期，玉石选材更趋精良，雕工愈加精巧，造型变化丰富，纹饰构图繁复，将玉质装饰品推向新高峰。无论是插于发间、熠熠生辉的簪钗头饰，还是悬挂耳畔、嵯峨有致的耳饰，抑或佩戴于腕臂之上的玉饰，皆体现明清女性对美的追求与时尚表达。但明清两代仍有些许差异，明代装饰风格追求纤细、豪华与实用，与当时宫廷后妃们的服装、发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了清代，满族妇女喜鲜花，并爱在头发上插金银、翠玉等制成的压发簪、珠花簪等。妇女头饰及首饰种类繁多、精美绝伦，堪称集历代之大成。特别是满族妇女为点缀仪容，创造出扁方、头花、流苏、勒子、指甲套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首饰。清代的金银装饰品趋向繁华富丽、工艺精细，色彩追求艳丽妍美，样式崇尚变化奇异。在风格上，清代饰物融合多样的外来文化元素，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风采和百花齐放的风尚。制作工艺在继承明代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出现“点蓝”“点翠”等新工艺。这种工艺使得清代装饰品以色彩艳丽、富丽堂皇而著称。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装饰品将旷世华丽的宫廷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风采和百花齐放的艳景。
【注：本文系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 “夏商文明考古研究”（项目编号：24JZD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秦小丽：《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新石器—早期青铜时代》，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年，第1-8页。
②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8页、第33-63页、第77-84页、第219-275页、第356-358页、第436-441页。
③王方：《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85-90页、第281-300页。
④孙机：《中国古御服论丛》之《唐代妇女的服饰与化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
⑤宋晨怡：《浅析明清时期服饰文化的变革与融合》，《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5期，第1-4页。
责编/张凡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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