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观理解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西平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从大历史观看，16至18世纪亚洲是世界经济中心，凭借强大国力抵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依托优质商品和白银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欧洲通过殖民掠夺与技术发展实现对亚洲的超越，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步陷入偏误。超越这一认知局限，需重返18世纪东西方平等对话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经验的“东方性”与当代中国的“全新性”，完整理解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历史中国为现代中国厚植根基，现代中国让古老文明焕发新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积淀数千年的东方智慧正为这个动荡的世界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中华文明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儒家“为己之学”拓展人的自由发展路径，“和而不同”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深厚的哲学基础，日益获得国际社会认同。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华文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智慧与动力。（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主要著作有《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明互鉴史》《跟随利玛窦来中国：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文化自觉：中国研究主体性的建构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周晓虹
自古以来，中国及其文明便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近代以来更是在西方和日本形成了以中国文化、历史和典籍为研究对象的汉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研究作为西方地域研究的重要知识形态破土而出。但是，受冷战影响，这一知识形态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并与汉学一起促进了现时蓬勃发展的世界中国学的诞生。
近年来，随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研究领域对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吁求同样日趋迫切。在“让中国研究听到中国的声音”的希冀之下，养成文化自觉自然成为建构中国研究主体性的主流叙事，在中国研究领域养成文化自觉的意识，或建构中国研究的中国主体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其一，如何对西方的中国研究进行有意识地反思；其二，要以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来作为变迁的动力和叙事的逻辑；其三，要从原先的“客位”立场转身为“主位”立场，并在这一转身中真正实现“以中国为方法”。此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主体性不会也不应只有一种，不同的主体性之间可能在认知上达成某种主体间性，或者在情感上达成某种跨族共情，因循文化互鉴的理念，文化觉他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体两面。（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周晓虹，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当代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等。
新中国学的学科定位与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宋月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新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在“两个结合”引领下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既有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国学”之意蕴，又有指向“国之大者”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之蕴涵。“新时代中国学”从历史维度上，包括“汉学”“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即“新时代的中国学”，赋予“中国学”新的时代内涵；从国家意义上，指称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贯通基础上的“新时代中国之学”，富有关于中国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之科学思想内涵。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中国”是新时代中国学的主体性概念。新中国史在新时代从“必修课”发展到“四史”，“新中国史”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等概念标示，特别是在新时代，成为集中凝练和确立的学科统称。“新时代中国学”发展，需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结合起来，以新中国史理论为基本内核，引领新中国史研究向新中国国家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发展，在世界中国学中构建“新时代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学手册：新时代中国卷》（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简史》（第二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观》（第一作者）等。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建构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李宗桂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挺立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洋溢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生命活力；其充分吸纳不同文明的优长之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既是对既有学术文化价值体系的提升，也是一次全新的学术创新和文化创造。该体系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知识贡献；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学理根基；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丰富内涵；其过程与成果本身，亦是对“两创”方针与“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承载多重时代语境与使命：其深植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故而应当立足现实、扎根传统，推动古今融合；其建基于全球化的广阔舞台，故而应当以我为主、兼取众长，实现中外互补；其深嵌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故而应当坚持创造性转化，秉持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摒弃因循守旧。在方法论层面，应恪守学理性与学术规范性，高度重视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高扬价值理性，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注重全球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贯通，促进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的辩证统一。（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宗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等。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与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王建华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其兼具文化独特性与历史层积性，它的外译传播绝非单纯的词汇对应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文化转译实现深层价值的跨语境传递，这与文化翻译观不谋而合。当前，推动中华文明核心概念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实现有效外译传播，既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在翻译层面，应构建文化适配的翻译体系，通过术语标准化、译者专业化、策略灵活化破解转译难题，实现精细化翻译。在传播层面，其一，分类化传播：精准匹配内容特性与传播策略；其二，分期化传播：遵循认知规律与时间逻辑的递进式传播；其三，分层化传播：构建“政府主导-专家支持-公众参与”协同体系；其四，分众化传播：基于受众画像定制内容与形式；其五，分区化传播：立足区域国别研究，调整传播策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本质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全球语境中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对话空间。应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精准性与实效性，助力文明交流互鉴。（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认知研究、英语国家国别研究、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主要著作有《多模态文化翻译理论与传播研究》等。
【往期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