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饰作为自我和身体的外在象征，与社会结构、物质世界，以及政治变化相一致。在“朝堂”这一公共场域中，公服代表官员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彰显官僚威仪、明晰等级身份。在“朝堂”之外的私人场域中，私服体现士人博雅、高洁、风流的审美意识。服饰中蕴含的官僚威仪与士人雅趣，可以映射出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美学文化等，是历史的缩影。
【关键词】服饰 官僚威仪 士人雅趣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服饰最早的功能是避寒与遮羞，如《释名·释衣服》所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服饰被赋予更多象征意义。《周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旧唐书》：“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上古简俭，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习，乃改正朔，易服色，车有舆辂之别，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缋，饰之以絺绣，华虫象物，龙火分形，于是典章兴矣。”①
本文以官员的公服及私服为例，探索服饰的政治学。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此，官员呈现出两种气质，一种是官员的气质，一种是文人的气质。官员的气质，部分通过官服上的颜色、花纹、配饰逐渐塑造而成；文人气质，部分通过私服的样式、颜色、质地、纹样、配饰来呈现。前者，我们称之公服，蕴含着官僚威仪；后者称之私服，呈现出士人雅趣。
公服与官僚威仪
有学者认为：“服饰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分，不得僭越。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饰制度完善了，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分。”②其中赫赫的官僚威仪及森严的等级制度，可通过服饰的颜色、纹样、配饰呈现出来。
服色。中国的正统色彩认知见于《周礼·画缋》：“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③除上述五种正色，另有间色。《礼记·玉藻》孔颖达疏引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正、间十色，构成中华色彩系统。
黄色在唐代逐渐成为皇帝（及皇家）的专属颜色。《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高祖“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讌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唐高宗“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为何会选择黄色？《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声。炗，古文光。”由此可见，在古人心中，黄色是滋养生命的土地与阳光的象征。因此，黄色能很好地体现君主的权力与威严。同时，黄色在五行学说中属土，位于五方中央，有威慑四方之意。此外，黄帝之所以以“黄”为号，因“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综上，皇帝将黄色据为专属，不仅体现古人的自然崇拜与传统审美，也融合五行学说的政治哲学。这一传统被后世继承，才有宋代“黄袍加身”的故事。
红色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官服颜色。例如，“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青色，是低阶官吏的服色。例如，“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旧唐书·舆服志》：“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明史·舆服志》：“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④正如传统服饰研究学者华梅所说：“在很大程度上，东方服饰的色彩一开始是为了视觉形态标示功能而服务的，不同的色彩，比如帝王服饰专享的黄色，自身就是体系内纵向标示功能的审美价值实现途径。”⑤
纹样。除去颜色，不同的纹样也能纵向标示官员的等级。明清两代官服的补子图案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明史·舆服志》：“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清沿明制，略有调整。在文官方面，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官补服仍分别绣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但同品级不同职务的官员有所不同，“惟都御史绣獬豸”“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绣獬豸”“惟道绣獬豸”“惟给事中、御史绣獬豸”。此外，文八品、九品补服不再绣黄鹂、鹌鹑，分别改为“前后绣鹌鹑”“前后绣练雀”。在武官方面，武一品、七品补服不再绣狮子、彪，分别改为“前后绣麒麟”“前后绣犀牛”⑥。绣有龙纹样的袍子，为皇帝所独有。“封建帝王垄断龙纹的目的正是借龙的这些优势来显示帝王的威严与神圣，使自己的权威不受挑战。”
总之，官服上的纹样既是官员级别的象征，又是其官僚威仪的展现。“以艺术审美角度分析，这种纹饰规定明显具有中国礼制文化的特点，它是对自然与人的对应模仿，以祥瑞珍禽对应文官，象征儒雅智慧；以威猛兽类对应武官，显示力量气势。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服装上得到贴切的彰显。”
配饰。官服的配饰是区别官员的标准之一。例如，鱼袋、腰带等。所谓鱼袋，即官吏所佩盛放鱼符的袋。唐代“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天授二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⑦。唐代宰相李程之子李廓“第进士，累迁刑部侍郎”。刑部侍郎为正四品下，当配银鱼袋。故而李廓《长安少年行》诗云：“倒插银鱼袋，行随金犊车。”宋因唐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⑧。
腰带“始名于秦，一般以韦（熟皮）、索（麻绳）、布帛丝绸、金、玉、银、翡翠、犀、皮革制作而成，束于腰间”。腰带是区别官员级别的用品之一。例如，唐代“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明代“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在传统社会中，服装配饰的文化意义不能小觑。
总之，官服的颜色、纹样、配饰呈现出来的官僚威仪是毋庸置疑的。葛承雍教授提及：“纵观中国历史，古代服饰花纹发生过多次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不是为了增强服装的审美效果，而是出于强化皇权、巩固等级制度的需要，要在等级社会中通过服装的不同纹样形成物质生活与观念意识的差异，可以说，服装花纹作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表现得确实够淋漓尽致的了。”⑨
私服与士人雅趣
如果说，公服是官员在公共空间的外在展示，他们行动的一致性、规范性呈现出的是赫赫官威，那么私服则是文人在私人空间时体现真实内心世界的道具，充满个体的自由与洒脱，从样式、服色、质地、纹样、配饰中呈现出士人雅趣。
私服样式：博衣宽带，恣意自由。与公服的各种规矩相比，私服的样式更为宽大、随意。南朝画像砖中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其衣着特点为“宽松随意，坦胸露腹，头发用巾约束”。这种服饰被人们称为儒袍。许多著名画作中均有所体现。“马远绘《西园雅集图》描绘的是元祐元年，苏轼兄弟、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秦观、晁补之等十六人应驸马都尉王诜邀请，一起游园的场景。画中作书者当是米芾，带黑色高巾者，当是苏轼。图中诸人都是上身穿交领大袖衫子，下为裙式的裳，腰间软质衣带。宋代官员闲居时穿的都是这种服饰，这种服饰相当于今日的休闲服。”⑩元代《张雨题倪瓒像》中，倪瓒穿交领长衫、宽裳，传达出文士隐逸的气韵。明代儒士仍传承宽袍大袖、交领的儒袍，头戴冠巾，明末画家曾鲸所绘的《王时敏小像》就如此穿戴。
私服颜色：白黑为主，淡雅质朴。与公服的大红大绿相比，私服以白色、黑色为主，像淡雅的水墨画，比较符合文人的特质。《（万历）通州志》：“弘、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者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元代著名人物画家王绎画的老年文士杨竹西，头戴黑巾，身穿浅白色宽袖交领的长衣，领、袖、裾缘以深黑边，腰系带子，下穿裳、布靴，手持竹杖，步行于树石间，仪态潇洒。明代画家诚意画的《杏坛弦歌图》，绘杏坛上花蕾初绽，先师坐在中间抚琴，左右各有一弟子也在奏琴，四边环绕着很多学子，都穿着宽袖黑色大袍、黄裳或浅褐色红袍、蓝袍，配上素纱中单。
私服质地：包括粗布、麻布、蓑草等，抱朴含真。粗布、麻布、蓑草等，呈现出一种原始的美，与文人的气质比较符合。短褐是一种以粗布制成的衣服。东晋诗人陶渊明隐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唐人郑谷《短褐》诗云：“闲披短褐杖山藤，头不是僧心是僧。”麻衣是用麻布做成的衣服。唐代李贺《野歌》诗：“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唐代诗人刘禹锡《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诗云：“粉蝶来难见，麻衣拂更香。”蓑衣，是用蓑草编织成的，厚厚的像衣服一样能穿在身上用以遮雨的雨具。唐人张志和《渔父》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人柳宗元《江雪》诗：“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
私服纹样：以自然风景、植物为主，取法自然。与公服纹样的动物图案相比，私服的纹样主要以自然风景与植物为主，少了动物图案的凶猛与震慑力，充满着吉祥如意的期许。例如，“万字纹”与“如意云”。“万字纹”是由印度佛教的吉祥标志引用而来，其寓意是放大光明、吉祥万德；“如意云”又作“如意连云”，以浮动相连的流云构成图纹，取吉祥如意之意。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里就藏有一件这样的晚清男子棉袍。大襟右衽，连袖、找袖，一字扣，两开禊，织锦缎面，铁灰绸里，内填棉絮。面料纹饰为团花，主要由“万字纹”与“如意云”构成。
除了这些呈现自然风景的图案，还有以各种植物组合在一起的图案。就像中国传统的会意字的构成，即不同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字。例如，以万年青和灵芝草等图案组成“万事如意”；用成串的葫芦图案代表“子孙万代”；用鹿鹤等图案绣成寓意家族昌盛、健康长寿的“鹿鹤同春”。将松、竹、梅的图案交织在一起，命名为“岁寒三友”；以四季盛开的月季花和花瓶为图，象征“四季平安”。
明嘉靖刘湘夫妇墓出土的一件服饰，“交领、右衽、宽袖，于领口、袖口、大襟和下摆处用素色缎作边，花缎上织有折枝莲花、梅花、牡丹和菊花，其间有蝴蝶和蜻蜓。此件夹袍的纹样是明代服饰中常见的传统纹样，样式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有一件为清廷官员平日燕居服饰，“圆领、对襟、连袖，另接白色护领与挽有袖。以石青绸地满绣牡丹、花瓶与八宝等，得‘富贵平安’之意”。
私服配饰：以文房物品为主，风流倜傥。与公服的鱼袋、腰带等配饰相比，私服的配饰以文房物品为主，充满诗情画意，比较符合文人的特点。“穿儒袍为常服可手持拂尘、如意、书卷、羽扇、折扇，乐器如洞箫等，也可以持梅花、菊花之类，或奏琴、作书画、弈棋等，均代表高洁。”与文人气质极为相符。仅以扇子为例，唐代孙位绘制的《高逸图》，有“手执麈尾（也称为麈拂，功能和扇子相近）的阮籍，他身着宽大的衣袍，衣带缠结，头戴乌纱帽”。北宋文学家苏轼笔下，周瑜的标配就是羽扇纶巾。“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清初作家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中，侯方域赠与李香君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把宫扇。“不消诗笺，小生带着有宫扇一柄，就题赠香君，永为订盟之物罢。”
【注释】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9页。
②李军均：《红楼服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〇《画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85页。
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舆服志·文武官朝服》，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6页。
⑤华梅等著：《东方服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79页。
⑥［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〇三《舆服志·文武官冠服》，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55-3057页。
⑦［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页。
⑧［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诸臣服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68页。
⑨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制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71-72页。
⑩张竞琼、曹喆：《看得见的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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