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既包含物质层面的丰富，也包含精神层面的超越，而精神层面的发展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精神层面的发展更能反映人的发展程度，因为精神生产作为人独有的活动直接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同时精神生活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人民生活体验的丰富程度，表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与发展态势。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者共同构成人民精神生活的层次结构，其中安全感是基础层次，获得感是中间层次，幸福感是最高层次，安全感与获得感突出精神生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幸福感则更强调差异性与个体感受。
【关键词】人民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并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②，还围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理解这些重要论述，从学理上分析与阐释“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对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要，持续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③，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④。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坚守，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发展。“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⑤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肯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承认与尊重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交往、个性自由、自我实现等多方面的需要，并且明确正是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构成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原初内在动力。因此，只有全面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尤其是人民群众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人与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质生活陷入两极分化，而精神生活则被异化，人的主体性受到压抑，自由与发展成为泡影。基于此，恩格斯指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⑥这种自由既包含个体的物质富裕，也蕴含着“精神富有”的内涵。所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践行。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核心在于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在于精神世界的丰盈。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逐渐成为制约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只有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最终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相统一。因此，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延伸。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这种协调是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高水平上的协调，内在要求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独有特征，只有着力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两个文明相协调发展，才能有效破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物质财富堆砌与精神世界贫瘠的怪诞现象，弥合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巨大裂隙，化解困扰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现代病”。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来看，其必然要求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时，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源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考量。
一方面，我国推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各方面需要，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能够较为稳定地得到满足，物质生活逐渐丰裕。在继续提高物质生活质量和水平的同时，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也日益突出与迫切，对新颖有趣的思想、健康有益的情趣、完整高尚的人格等内在生命体验的需求日益强烈。满足这些日益突出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义。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主体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曾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⑧，精神需要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以其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态的特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近乎无限的动力。但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影响，精神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与驱动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后继乏力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在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通过大力弘扬各类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精神生活提供文化滋养和思想引领，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精神动力。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人的全面发展关联紧密，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前提条件与必要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以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承认与尊重个体精神生活富裕的必要性，主张推动个体在能力、素质、需要和个性等方面取得全面发展，通过不断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使之具备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与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这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契合。此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的全面发展既包含物质层面的丰富，也包含精神层面的超越，而精神层面的发展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精神层面的发展更能反映人的发展程度，因为精神生产作为人独有的活动直接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同时精神生活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人民生活体验的丰富程度，表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与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⑩，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人的全面发展亦是同向而行、并行不悖的，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必须科学界定其基本内涵。作为共同富裕范畴下的亚概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与共同富裕共享核心要义，又具有其独特内涵。因此，要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应以共同富裕为基本参照，并着重从其特殊性出发，深入阐释其核心要义。具体来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回应民众日益丰富且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们在精神层面感受到充足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在精神充盈的基础上，逐步迈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前提条件看，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要基础。人类的社会生活包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物质生活需要是更为基础的、首要的需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⑪只有在基本生存需要获得满足后，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才会显现，并且显现的程度依赖于物质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因此，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以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为先决条件，并受其制约。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此外，还应当辩证看待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者并不一定是等价的，且二者间的反差经常存在。因此，要推动二者协调并进，从而为最终达成整体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看，人民群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对象是人民群众，这一命题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人作为自然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最高层次的需求，而这种发展的实现必须以全体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为起点。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更清朗社会风气、更昂扬民族精神的期待，正是精神需求与发展需要升级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财富增长与精神产品生产之间的相对失衡，凸显了补齐人民精神信仰短板、提升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的紧迫性。同时，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强调提升人民精神生活的质量与水平，更强调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均衡与协调。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割裂，最终陷入人的异化与精神危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背离了人民性这一根本立场，忽视了人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作为重要方向，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精神生活富裕不应是少数人、少数阶级的“专利”与“特权”，不应只由少数人获得和享受，而应当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由人民共创共享精神文化成果。
从实现过程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具有阶段性。精神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也会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等方面成就斐然，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⑬，经济发展中区域和城乡差距依然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影响共同富裕的进程；政治领域基层治理能力仍需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生态方面部分地区环境治理任务艰巨，绿色发展转型尚未完成；文化领域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不足，精神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民生保障体系仍有薄弱环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多种社会层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使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一个不断推进、逐步发展的阶段性历程。此外，马克思指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⑭个体精神生活富裕的实现，不仅受制于其成长历程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依赖于个体认知能力、价值观念及社会支持系统的逐步提升与完善。这些因素的形成与优化均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必然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与历史性的特征，是一个需要持续积累、系统推进的历史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重点。
从最终目标看，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为后人勾勒出了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形态，并对迈入未来社会的条件做了科学预测，其中就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可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包含着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发展，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发展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质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个体在思想、情感、审美、道德等方面的内在成长与自我实现，注重人的主体性与多样性；后者则着眼于社会整体层面精神资源的公平分配与精神福祉的普遍提升，强调公共性、普惠性与协调性。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个体的精神成长为社会整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基础与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精神资源的丰富与共享，又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因此，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通过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精神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日益丰盈与主体力量的持续增强，推动个体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维度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建构，最终为实现由“物的依赖”向“人的自由”的飞跃构建精神桥梁。
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以及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所提出的新要求作出的积极回应。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要明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而且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深入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实践要点与现实样态，从而为扎实提升全体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思想引领与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确保精神生活的社会主义底色。精神文化虽呈现出多元性与丰富性，但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仍存在主次之分，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属性。同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泛指一切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而是具有明确主流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内涵的特定范畴。马克思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⑮，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经过长期发展演化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底色的精神生活，因而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社会背景去抽象地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既不符合历史逻辑，也缺乏现实基础。我们所倡导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根基、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精神生活状态，不仅强调精神文化资源的普惠共享，更注重在思想引领、价值塑造与道德建设方面形成高度共识。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系统塑造人民多维度、多层次的精神生活。具体来讲就是通过理论传播、价值引导与文化浸润，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与行为准则，从而在情感生活、认知生活、伦理生活与信仰生活等层面形成求利与求义、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现实与理想高度统一、协调发展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态。同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各种不利于凝聚共识、提升人民精神力量的不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例如，对代表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进行彻底批判与坚决抵制，通过正本清源消除不良思想对人民精神生活的侵蚀，确保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实性、方向性与稳定性。
在当代社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点是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建共享。资本主义虽然通过将科技引入生产从而彻底变革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使维持人类生存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必然带来自由时间的增长。尤其是随着资本进入精神生产领域，资本将精神生产主体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⑯，用于自我发展的自由劳动时间被过度占据。同时，资本逻辑也开始主导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建构与价值导向，精神文化生产不得不屈从于商业原则与市场规律，艺术性让位于商业性，真理性被娱乐性所取代，精神文化产品逐渐丧失其批判性与超越性，最终从表达个体无限追求与自由创造的高阶形式，转变为一种控制现实个体思想与行为的物质力量。与之相应，人的精神交往与精神消费也被异化，“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⑰，精神消费逐渐呈现出欲望化、符号化与消费化的倾向，不再是对个体内在需求的满足与精神世界的拓展，而是沦为一种被市场机制操控的符号化行为，成为了资本增殖逻辑中的一环。此种异化不仅导致社会层面出现思想道德的失序与价值取向的庸俗化，更造成个体精神追求的普遍贫乏。
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势必要消除资本逻辑对精神生活各环节的异化。在精神生产领域，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提供具有思想深度、审美价值与道德引领作用的优质精神产品，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立体化需求。同时，要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⑱，应积极鼓励一切可能的个体广泛参与到精神生产之中，从而推动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持续涌现，并基于精神生产参与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每一位精神文化建设者均能平等享有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
在精神交往领域，应围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营造具有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精神交往环境，从而激发人民群众在日常化精神交往中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共鸣，通过和谐有序的精神交往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功利化、物欲化的精神交往，构建人民群众“心之所向、情之所归”的共有精神场域。
在精神消费领域，坚持物质基础与精神引导并重的原则，既要通过健全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扎实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从而切实提升民众的精神消费能力，也要依法打击与处置各种不良的精神消费活动与精神消费内容，优化精神消费环境，引导民众树立理性、健康、文明的精神消费理念，彻底消解导致物化危机与生存焦虑的异化消费现象，使精神消费复归于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当为人民提供具备层次性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强调整体性的同时突出差异性，满足不同受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⑲，“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者共同构成人民精神生活的层次结构，其中安全感是基础层次，获得感是中间层次，幸福感是最高层次，安全感与获得感突出精神生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而幸福感则更强调差异性与个体感受。安全感作为基础层次，强调人民当下以及未来享有安全稳定的精神生活的确定性与可控性，是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石。这种安全感源于多方面，既源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的信心，也源于我国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的稳定延续与发展，其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是关键要素。纯粹的精神生活并不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㉑，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不仅是精神生活得以展开的前提，更是民众精神生活安全感最为稳固的基石。只有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个体才能获得从事精神创造、价值追求及情感体验的基础条件，从而为精神生活的丰盈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心理与社会基础。
因此，增强民众精神生活的安全感应当以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为关键路径，通过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确保其普遍拥有享受精神生活的现实可能性。获得感作为中间层次，强调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与普惠化，突出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性。人民的获得感主要源于其对社会精神文化资源、产品及服务的有效获取与体验。获得感不仅体现个体在精神层面需求的实现程度，也反映社会在精神文化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与可及性。所以，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获得感，关键在于对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优化精神文化供给结构，切实为人民提供优质、充足的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并持续提高服务效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都能真正共同享有均等化、普惠化的精神文化供给，提升人民总体精神生活质量。幸福感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高层次，强调精神文化生活体验的个性化与品质化，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差异性的集中体现。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作为精神生活主体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㉒，其在历史传统、文化信仰、职业从属及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具体处境形塑着自身的精神追求、文化喜好、价值理念等。因而，社会个体对精神生活幸福的标准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同时，我国城乡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资源供给不均衡的客观现实不容忽视，十四亿多人口享有同水平同样态的精神生活亦不现实。因此，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幸福感，关键在于尊重个体的现实处境、文化背景与精神需求，定制既符合社会文化总体方向要求，又契合不同受众群体层次性和多样化的需求的“个性化菜单”，并且充分利用包括数字技术、智能设备、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新技术拓宽精神产品和服务的载体，丰富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真正切实有效地满足人民个性化的精神生活需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中不断创造、表征、确证并享受自身存在的本质与价值，并最终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充分发展。
【注：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AZD0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②③④⑩《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1页、501页、505页、521页。
⑤《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3-16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2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⑨⑪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第591页、第34页。
⑫⑳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6页、第372页。
⑬⑱《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页、第44页。
⑭⑮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第533页、525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⑲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80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责编/孙垚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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